现场直播在电视新闻中的作用

[摘 要 ]在英文中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母――LIVE,在汉语中却很难找到相匹配的词语.LIVE的中文直译为“直播”.但在我国,“直播”两字已泛化为一种节目形态,只要是“同步播出”的电视或广播节目,都叫“直播”节目,比如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等.其实,在国外电视媒体领域,所谓的LIVE,是一种特指的新闻报道手段,严格意义上说必须同步展现正在发生的“新闻现场”,因此笔者认为翻译成“现场直播”应该更恰当.LIVE(现场直播)在最大程度上打破了人类传播原有的时间和空间界限,是传播中物理效率最高、精确性最高的一种传播方式.但是,对于现场直播在电视新闻中的应用,长久以来在国内相关领域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现场直播是电视新闻改革的成果,直播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中国电视新闻改革进程、衡量电视新闻改革取得多大成绩的标尺之一,应“尽可能”使用这一手段.也有人认为,新闻媒体有“喉舌”作用,大量的“现场直播”会增加报道的风险,不利于发挥引导舆论的作用,应“限制使用”.本文试从国内外媒体的案例出发,分析现场直播在电视新闻中的作用.

[关 键 词 ]电视；现场直播

[中图分类号]G222.2

[文献标识码]B

电视新闻现场直播在我国的发展

电视新闻现场直播是一种“在新闻事件的现场把新闻事实的图像声音以及记者对事件的报道(包含现场采访、解释、评价)转化为电视信号并直接发射的报道方式”.从媒体角度来说,电视新闻现场直播的题材分为两大类――可预见事件和突发事件.对于可预见事件的仪式、活动类现场直播,电视媒体比较容易掌控.比如2007年7月1日,电视台在香港跑马地、维多利亚港、会议展览中心等地布置了近50个机位,多方位直播了香港回归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对于不可预见的突发新闻,电视媒体一般采用直播“部分现场”的方式予以报道.2006年夏天,东方电视台新闻娱乐频道曾直播过一起儿童在公园溺水的事件.直播车抵达时救捞队员仍正在工作.此时新闻“主体事件”早已发生,东视就选取了“周边现场”或者“后续现场”,比如受害者家属的反应、打捞的进展等进行直播,同时用解说词等方式回溯已过去的主体事件.

现场直播为新闻传播带来全新的时空观念,从“今日新闻今日报”到“现在新闻现在报”,现场直播成了最能体现电视媒体的优势和魅力的新闻报道形式.根据电视台的发展脉络,梳理中国我国电视新闻现场直播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文体和重大时政活动直播阶段(1958～1993年).中国电视创建伊始的1958年6月19日,北京电视台使用日本在北京举办展览时留下的一辆二讯道转播车转播了“八一”男女篮球队和北京男女篮球队的友谊比赛.最著名的是1984年建国35周年盛大阅兵和群众游行的现场直播.第二阶段为新闻栏目直播化阶段(1993年～1997年).主要标志是1993年3月1日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新闻播出由4次增至13次,实现了整点播出、新闻直播和重要新闻滚动播出.在这个阶段,曾多次将正在发生的事件及时切入正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第三阶段为以大范围、长时间、经常化的重大新闻事件直播为基本特征的直播常态化阶段(1997年～2006年).主要标志是1997年电视台的一系列重大直播,先后直播了日全食、彗星同现苍穹的天文奇观,香港回归72小时直播,十五大开幕式,小浪底和三峡水利工程截流等,1997年因此被称直播年.而2003年5月1日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开播,使直播以频道为保证,频道以直播为特色,成为直播常态化的标志性事件,也开启了直播常态化的新阶段.

近年来,我国各个省级电视台也在电视新闻现场直播方面加大了力度.以2003年改组成立的东方卫视为例,从2003年的“温家宝总理访美”到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伦敦地铁大爆炸”,以及2005年的海啸灾情等等,东方卫视凭借这些现场直播特别节目都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影响力.同时,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南京台新闻综合频道的《直播南京》、安徽电视台经济频道的《第一时间》、重庆电视台《天天630》等节目为代表的民生类新闻节目,也把新闻现场直播的运用推向高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栏目关注的点不再是国家大事,而是关注百姓生活、反映百姓生活.题材更是从可预见的仪式、活动,过渡到不可预见的突发新闻.这些新闻节目在收视率和社会影响力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现场直播在电视新闻中的积极作用

人们渴望能够在事件发生的同时共时感知,在过程中同步体验,将个体的生命融入集体之中.当全世界的人都在为同一件事欢呼或者是悲恸,为同一个画面激动不已的时候,个体的生命在交汇中产生了巨大的能量,人类的生命因此变得无比辉煌和厚重,将会促进人类共同的文明.对于电视新闻现场直播来说,我们一直在关注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在所采用的直播形式与现实事情的发生是同步的.它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着播出.那么,从时间上来说,每一个环节之间都有一种不可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其内容上的信息量.或者说,直播节目通过接受者的心理过程中产生着“悬念”,而这种“悬念”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它是与信息量相关的一个重要变量.

从理念的角度来讲,现场直播让新闻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新闻就是正在发生和刚刚发生的新闻事件报道.新闻效应是现场直播的本体效应,表明新闻事实本身引起了关注,产生了影响.正因为这个特点,直播从诞生第一天起就蕴含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2005年2月24日上午十点左右,一名歹徒闯进上海普陀区宜昌路的一所学校,持刀劫持了一名一年级4班的男生.东方卫视得知人质劫持事件是在上午10点35分左右,15分钟后,第一路记者就赶到了事发现场,一边现场拍摄,一边在11点和12点的整点新闻发回了现场连线报道.12点20分,新闻直播车赶到了案发现场；12点50分,台里看到了案件现场的直播画面；12点54分,向台里传送解救人质现场画面完成：12点55分,出镜记者的图像和声音清晰地出现在了导播台的预监画面上； “5、4、3、2、1、走等”,13时整点新闻,东方卫视记者直播连线播报了“上海警方成功解救被劫持人质”的消息,这是上海新闻史上首次以新闻直播的形式播报刑案现场.而从当天的收视率来看.12点直播的时候1.4％,到了13点,达到了4.7％,创下了当月东方卫视的最高收视率.在第二天,各大报纸均引用了东方卫视的文字、截取了电视画面的图片.

事后分析,如果采用常规手段报道这一事件,在电视版面中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左右的报道.而采用直播手段,社会效果显著增强.从这次事件可以看出,新闻现场直播,作为传播手段来看,更直接、更迅速,更能得到电视观众的认可,因此也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应该说,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凤凰卫视新闻评论员曹景行认为： “作为媒介最大的竞争就是解释权之争,第一解释权可能要比其他的解释更重要.”而电视新闻现场 直播正体现了这种“第一解释权”.电视新闻现场直播让电视媒体拥有了率先把新闻事件公之于众的能力,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议程设置者.这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坛,无论是选举过程还是决策过程,都已充分展示.而在我国,不管直播的使用者是主动还是被动,有意还是无意,现场直播在电视新闻的广泛使用,必然会产生出更深层次的作用.

2004年9月,江苏省公推公选进入最后的阶段,江苏广电总台为此停播了下午时段的全部节目,将卫视频道整个时间段都让给“1860”节目组,直播“公推公选”.电视现场直播的方式在市民之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几个主要广场的大屏幕尽管没有声音,还是吸引了大量的市民驻足围观.长期考察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严强说： “这意味着中国要在人事制度改革上动真格的,有真突破.将来可能逐步建立一个程序,即干部竞聘结合一定范围内的公众选择.”

现场直播表面上看是一种传播方式,实际上对电视媒体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经营方面的作用.在我国,随着广电集团化、公司化的推进,广告的多少逐渐成为电视媒体“成就”的主要衡量指标.由此,现场直播的经营影响力就得到了发挥.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的很多天里,CCTV-4和CCTV-9这两个国际频道对战争进行了不间断报道,与此同时,覆盖面更广的CCTV-1每天分时段播出类似的大量报道,吸引了更多受众的眼球.坐在顺风船上的央视广告部快速反应、主动出击,据央视国际资料显示：开战当天,广告部就迅速制定出直播节目投放方案,当天下午将方案传真给500家企业、700家广告公司,当天晚上安排客户上广告.另外,最近几年来,电视媒体的主管也逐渐认识到,现场直播是新闻事实展示的过程,也是举办方、媒介方和现场直播中的新闻人物公众形象展示的过程,现场直播有更广阔的经营市场有待开发.这一点从海峡对岸的台湾媒体得到了验证.由于台湾媒体的SNG车大多是已经购写、或者长期租用的,为了不使设备闲置浪费,大部分商业电视台开始把“现场直播”的题材扩展到公司的各公司的商业活动,并进行明码标价.预计在不远的将来,这种模式也将引入大陆的电视传媒.

现场直播在电视新闻中的负面作用

当然,直播并不是电视新闻的“万灵药”.虽然在传播形式上无以复加,达到了时空距离的最小化,但现场直播因其过程漫长而存在着较多的冗余信息,因此并不见得是信息量最大的传播手段.所以,客观地说,“直播”并不能完全取代短消息、专题等其他的电视传播形式.我们现在进行直播的电视新闻类节目主要局限于仪式、庆典、名人采访、特殊现场等等重大题材上.因为这些都具有很强的可预见性.但是这类节目在传播中冗余较多,因为可预见的程序和内容使得可以给予人们的信息量并不高.从绝对时间的意义上来说,直播节目可能要用几个小时的时间,而一条新闻可能只是用了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的时间.因此,我们单从内容上而论,动态新闻所传达的信息效率要比一次直播节目高得多.因为其余的时间里,直播节目中传达的很多信息都属于受众心目中的冗余.

此外,从理论上来说,电视直播大大简化了信息传播的途径,信息的损失度降低了,因此直播是信息保真度最大的传播方式之一.然而事实是,在电视新闻直播中,新闻信息的准确性很可能因为媒体对时效性的追求而大打折扣.以东方卫视为例,2003年直播神舟五号升空的时候,之前一直认为最终入选的飞行员是聂海胜而不是杨利伟,观众也受到误导；2005年春节直播大陆直航台湾,因为第一架起飞的飞机是东航的,因此前方记者就报道56年后第一个直飞台湾的机长将来自东航,但结果南航的飞机后起飞却先抵达,之后东方卫视的直播节目只能180度转弯等

类似的事件举不胜举.在直播状态下,所有的媒体都在争分夺秒.为了在第一时间抢占受众的大脑,媒体已经没有时间去识别、分析和选择信息.然而,这一层次的负面影响,毕竟是电视媒体无意为之,而且在短时间内进行了更改,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比较有限.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来自媒体“有意为之”的安排,那就是直播中的问题,最主要表现为电视新闻走向以“感官”为导向.

2006年7月6日,来自台州的联体女婴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接受了15个小时的分离手术.当天,G下属的上视新闻综合频道和东视新闻娱乐频道和东方卫视,在15个小时之内连续进行了20档直播,把从进手术室一直到分离成功的整个过程展现给了观众.就像一位观众在来电中说的,看我们全天的新闻“就像是一部感人的电视剧,充满了悬念”.然而,这次直播也引起很大的争议.卫生部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樊民胜认为：患儿躺在手术台上,全身插着管子,其所有个人情况被记者一一道出,隐私全被公开.另外,现在某些医院在施行高精尖手术时,往往急功近利,上午做手术恨不得下午就通过媒体公开,令人怀疑是借电视直播进行“炒作”.上海理工大学法学博士刘胜题律师解释,通过电视传媒直播,未经患者或其监护人知情同意,指名道姓,向公众开放,则可认为侵犯患者隐私,其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中关于人身权保护的条款.有的直播虽经患者或其监护人同意,也存在一定侵权,比如有的手术是免费的,付不起医疗费用的患者只好听从医院“摆布”.

从信息失真,再到问题,可以说,电视直播的负作用随着其普遍使用而逐步升级.当然,这些问题都是直播节目本身,或者说是来自电视台内部的因素.除此之外,新闻直播还有一个来自外部的负面作用――技术风险,这也是常规报道手段所没有的风险.2004年8月19点左右,上海市北某地突然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由于天气炎热,周边多个小区的居民生长生活受到影响.接到消息后,东方卫视立即派出SNG直播车抵达现场.由于当地断电,无法使用外接电源,直播车只能使用自带的发电车供电.晚上21点,新闻节目开始,第一条新闻就直接连线正在现场的记者.然后,意外发生了：现场记者刚说了一句话,前方信号突然切断,电视画面上一篇漆黑15秒钟之后,导播终于从震惊和一片杂乱声中苏醒,把画面切给了主持人,而此时主持人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等另一次意外：2004年底,印度洋发生海啸灾情,当时笔者带领了7人报道团队抵达班达亚齐,开始了为期两周的采访.第一天抵达的时候,后方要求做卫星连线.经过一番周折,笔者找到了已经架设卫星设备的APTN公司,租用他们的设备和时段.18:30,新闻开始播出,如前所愿,记者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但是,当主持人呼唤笔者的名字,并开始提问的时候,身处前方的我却一个字都没听见.从观众的角度来看,我在电视画面上呆站了足足15秒,然后开始使劲地“喂、喂等”.事后知道,是直播前通信发生了问题.

上述两次事件,都被上海市广电局定为差错,甚至影响了整个新闻团队的当月奖金.其实,播出差错还不算是最可怕的技术风险,更令人担心的是外部环境对新闻内容产生的影响.某电视台曾经在一次现场直播前夕发现,有功分子举着牌子在周围晃悠,领导当即决定停止直播,以防不良画面出现在电视上.

应该说,任何新技术的出现和运用都是双刃剑,正像互联网、卫星直播电视等技术一样,如果仅仅认为它“添乱”而弃之不用,那如同将“脏水和孩子一起泼出去”.在运用中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正面作用,而将负面作用降低到最小限度,是对我们智慧和能力的考验.互联网如此,电视新闻直播也如此.各个电视媒体都已经从自身出发,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直播题材,并在技术上规避直播的风险.从目前看来,内地新闻现场直播预计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突破.也就是直播将由时段性直播向频道化直播迈进；由程序式直播向动态跟进式直播迈进；由单媒体封闭式直播向多媒介开放式互动与参与迈进；由独立品牌的打造向区域合作的关系迈进.

当然,直播常态化作为电视传播的一种形态,其发生发展进步,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进步与开放的程度,透过直播常态化的过去和未来,其实也沧海一粟地折射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直播常态化正在直播现实,记录历史,启示未来,媒体进步与社会进步将在互动中不断奏响激越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