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凸显与艺术的拓展

据国家选题管理部门汇总统计,2006年间,以图书形式出版的各类长篇小说作品,数量约在1200部以上.这样的一个年产千部的总量,从进入新世纪以来,就大致趋于稳定.从这样一个数目庞大的总量与优秀之作相对较少的反差来看,长篇小说并没有完全走出“量”与“质”依然不成正比的窘境,但这些年跟踪阅读了一些作品之后,也感到长篇小说创作的质量近年来也在缓步提升；可看的和可评的作品,数量在逐年增多,而由这些作品所透露出来的作家主体的创造性追求,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就2006年长篇小说中的一些代表性作家和代表性作品来看,那些出自文学名家之手的作品,在求新求变中都有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的自我超越；而来自一些文学新秀的长篇新作,也都在苦心经营中力图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便使2006年的长篇小说在总体上表现出一个较为明显的倾向,那就是长篇小说作品在各有千秋的人生支点上,普遍具有内在精神的意味与蕴涵,作品让人耐人寻味了,一些作家也让人刮目相看了.

在翻检了阅读笔记和梳理了阅读感受之后,我拟以五个焦点性的现象为专题,以点带面地对2006年的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情形作概要评述.

一、再现百年乡土,刨掘人性人情

因为乡村生活在当代社会现实中所占居的主流地位,以及农耕文明在文学、文化传统中的深远影响等综合性的原因,乡土题材写作在现代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作品数量最多,质量也较高.而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也主要集中于乡土题材领域,如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等.

2006年间的乡土题材写作,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一些作品在以乡土生活为主旨的同时,还把视野投向乡土以外的世界,或使笔下的乡土生活具有更大更远的历史参照,或在比照中透显乡间乡土的人性人情,作品在立足乡土又超越乡土的视野中,具有了更为宏大的场景和更为深厚的内蕴.

铁凝的《苯花》,无疑是2006年间乡土题材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的收获.这个作品给人的惊喜是多方面的：作品既以丰饶的细节,通过苯花村向家、西贝家两个家族三代人的各自命运和喜怒哀乐,细切描写了普通乡民的日常生活和时代与社会的变迁给他们的命运带来的种种投影,又以如椽的大笔,经由走出苯花村的向喜行武做官的线索,浓墨勾勒了国家时局与社会发展的大致走势.这样一小一大,一民间一庙堂,便使得作品构成了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沧桑演变以点带面的艺术缩影.《苯花》的后大半部分写了抗战,而且在向喜、瞎话等人的牺牲与殉命上,极具民间意味与乡间特色,那就是在没有军队、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凭靠个人的觉悟、依仗民族的气节,那是另一种方式的可歌可泣.作品最为突出的特色,是有关乡间生活尤其是民俗、民风、民习、民气的细节描写,写得可谓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完全称得上冀中乡间民俗文化的一个博览或一次盛宴.如作品开首关于苯花村黄昏的描写,“走动儿”黄昏之后穿过村子去会元庆媳妇,“一街人都在等待”,两个人的“幽会”也被苯花人当成了他们的娱乐.还有花地“窝棚”里发生的一场场,人与人的交合伴随着“花”与“花”交易,热闹中又透着悲凉.这样一些细节描写,其细切与深切,都可以说达到了艺术特写的程度,这在铁凝自己的作品和其他作家的作品中都很少见.阅读之后总的感觉是,因为作品内敛,内蕴蕴藉,衔华佩实,钩深致远,《苯花》既耐得起人们阅读,也一定能够留得下来.

于2006年11月去世的作家鲁彦周,在2005年底推出了他堪为创作绝唱的长篇小说《梨花似雪》,这部作品之所以必须提及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作品与读者见面已是2006年,二是作品倾注了作者毕生的积累与才情,称得上是老作家的“大制作”.这部洋洋75万言的作品,以从容的叙事、细密的情节,讲述了巢湖岸边周村周家三姐妹各不相同的成长经历与个人命运.其中,有关大姐周丽因情爱的错失累及一生,二姐周凤因情爱的吸引投入革命,都从独特的角度写出了情爱际遇对于普通女性命运的深重影响,并由此反思了半个多世纪来有情的革命人与无情的革命史之间的恩恩怨怨.革命的浪潮把乡村女性的命运改写了,个中有欣忭,又有忧伤；而乡村女性又使革命平添了复杂,加入了温情.作品通过三位乡村女性的成长与际遇,对现代以来社会历史作了颇具意味的重新解读,因而需要人们耐心阅读,也值得人们细心品味.

旅美作家严歌苓在2006年间推出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也着实令人为之惊异.作品主要描写一个名叫王葡萄的穷苦女孩,失去双亲后被逃难的人群裹挟到史屯村,在被人当成“东西”变卖时,被富户人家孙怀清当作童养媳收留扶养,并在小儿子死去后仍把葡萄视若家人；葡萄也渐渐把孙怀清当成自己的爹,把孙家当成自己的家.尔后,不管社会生活如何飘摇动荡,王葡萄都认准了孙怀清这个“爹”不弃不离,甚至在孙怀清作为“反革命”被毙侥幸未死后,她偷偷地把他背回家,藏在自家的窖里,十数年如一日地尽心竭力地养护,直到孙怀清染病而死.在这看来象是以德报恩的故事里,其实包孕了十分丰厚的内蕴.在王葡萄躲避着政治风浪、克服着生活困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精心养护孙怀清的情境里,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柔弱女性用柔弱的肩膀扛起的一份艰难异常的“地下人生”,那分明还有一位善良女性顶着重重政治风浪,在对一种基本理念的守护与声扬,那就是对人际之间的基本关系――家庭和亲情的坚决维系.地上是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地下是相濡以沫的亲情关怀,这种未泯灭的亲情、不屈服的人性,是最让人动心、动情的,也更加值得人们纫佩和敬重.严歌苓的这部作品,以王葡萄的特异人生和孙怀清的坎坷遭际,让人们看到那段历史的可悲与可叹,也让人们感到遮蔽不住的人性之光在冰冷环境里释热发光的可歌与可泣.

如果说以上三部作品都带有百年乡村的历史再现的话,那么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则完全是当下乡村现实图景的生动绘描.作品以丹江口水库为场景,描述了一个曾在北京打过工的乡村女性暖暖与命运抗争追求美好生活的经历.生活在依山傍湖的楚王庄的她,在穷困苦痛中因为一段楚长城的意外发现,而走上了一条新路.先祖留下的遗产在滋养着她的家庭的同时,也和今天的物欲纠结起来,消解着她的家人身上的一些宝贵的东西,最终使痛苦和磨难再次向她压来.小说写的是春种秋收、择偶成家、生病离婚、打工返乡、农村旅游这些当下乡村寻常的生活事件,却展示了对人性嬗变、历史遗产和权力运作的崭新思考.深有意味的是,小说中的农村社会和人物命运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好古朴的人性更是遭到了巨大的冲击,但无论时势如何变化,仍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始终不变,并因大浪淘沙而更加彰显其光泽.暖暖坚忍不拔的追求,以及总有村民始终支持她、爱护她就是明证,也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的纠缠中,小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既有主色调,又纷呈着各种杂色的艺术世界.可以说,作者在暖暖这个乡村新女性身上,既映射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寄寓了当下中国建构和谐社会的全部理想.这一点,使得在当代乡村题材写作上,周大新以他的理想主义与别的作家的悲情主义构成了显著的区别,于此,周大新也就具有了自己的意义.

二、寄情藏地高原,寻求精神依托

与藏区和西藏有关的小说,近年频仍出现.而在2006年,更是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作品有名家力作,也有新人新作,如马丽华的《如意高地》,范稳的《悲悯大地》,安妮宝贝的《莲花》等.

作家们把目光投向藏区和西藏,有着多种原因,它或者是有关藏区和西藏的体验注入了人生,成为切入生活的一个主要坐标；它或者是有关藏区和西藏的游历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看取生活的一个内在参照.总之,藏区和西藏在这些作家的笔下,不只是天高云淡,风云旖旎的自然胜景之所在,更是天性纯朴、佛性十足的精神圣地之所在.因而,西域的藏地高原,也即当代的精神高原,它以其静谧的神态、神秘的魅韵,引动着人们,也感召着人们.

范稳的《悲悯大地》,继续了他在《水乳大地》中已经展开的主题,作品通过澜沧江藏区都吉家与朗萨家族的恩怨情仇,为人们展现了藏族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及其他们的人生与宗教的内在关系.都吉的大儿子阿拉西,为了摆脱两个家族的冤冤相报的仇杀,终结仇恨的种子,接受了剃度,取法名洛桑丹增,开始了磕长头去拉萨朝圣,寻找藏族人真正的藏三宝：佛、法、僧的神圣之旅.而朗萨家族的达波多杰,为了补偿家族的荣誉也开始去寻找康巴男儿的藏三宝：快刀、快马和快.在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之后,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藏三宝.达波多杰被推为叛军首领,准备与“红汉人”解放军决一死战.在恶战开始之际,洛桑丹增出面阻拦.洛桑丹增承受着叛军雨点般的拳打脚踢,在石块、马鞭交织打击之下默默无语,他终于感化了叛军,阻止了战争.洛桑丹增最终在烈火中得到了涅,成了一个真正的英雄,宗教的藏三宝佛、法、僧,征服了世俗的藏三宝快刀、快马和快,宽宏的悲悯结束了世间的仇杀.洛桑丹增的坚定的信念、悲悯的情怀,释放出灼人的光辉,一切私念、纷争、,都在这种神圣的光辉中黯然失色.作品还写到解放后的藏区人民把“翻身、自由和土地”认定为“新藏三宝”,以及以洛桑丹增为代表的僧人在新时代对佛性精神的发扬光大.作品以洛桑丹增的形象以及他以佛性精神与情怀改变自己和感化他人的作为,在不同追求的对比与映衬中,抒写了佛性精神对于藏人的支撑,对于土地的主导,乃至对于历史的影响.

马丽华的长篇新作《如意高地》,主要由清末民初由川进藏的军队统领陈渠珍的复杂而传奇的经历,来回溯和再现西藏百年的巨大演变和历史沧桑.清军统领陈渠珍的故事,历史上确有其事,但作者在“重说”中带入了自己的某些合理想像和个人理解.在《如意高地》中套叙《艽野尘梦》是作品的主干,而在这其中,有关陈渠珍的部分,又是故事的主线,而陈渠珍的一生却与一个女性密切相关,那就是陈渠珍进藏之后新娶的藏族妻子西原.在陈渠真进藏不久既于陈渠珍结婚的西原,原本并不怎么起眼,但在陈渠珍的日后生活中渐渐显出她的重要来,那就是无论陈渠珍面临难关和遭遇危难,她都会及时现身排忧解难.一直忙于政务和军务的陈渠珍没有认真体察到这种以“战友”方式表现出来的挚情与深爱,而当他走出战乱的藏区也远离危难,西原突然绝症之后,他才醒悟过来,痛惜起来,但一切为时已晚：他只能万分愧疚地感叹“我欠了你一生的幸福”,并时时陷入“不知魂归何处”的无尽思念.故事里的西原,作者并未着很多笔墨,但时时事事就在身后的倩影与弥留之际的“一生三世,我都会陪你”的挚情话语,无不把一个耿耿情怀又默默奉献的贤良藏族女性表现得让人起恭起敬.有了这个看似影影绰绰实际上又实实在在的西原,陈渠珍的苍凉人生就有了许多温馨和温暖,《如意高地》一作也以泣绝哀婉的爱情绝唱让人感念不已.

安妮宝贝的《莲花》,也与西藏地域密切相关,但作品并没有多少引人的故事.作品中有关女作者庆昭因病滞留拉萨的经过本来就影影绰绰,而她与善生的不期而遇,两人结伴去往墨脱的路上听他讲说苏内河的故事,也是前后交错,断断续续.但在这种重“人”不重“事”,重“点”不重“线”的叙述之中,有一些东西就渐渐地显豁了出来,鲜明了起来,并成为引动读者的主导,那就是独立特行的苏内河的性格悲剧和人生坎坷,以及善生同她长达20多年的友情.善生与苏内河,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情分.“我从未尝试过与另外一个人保持这样长久的关系.爱人,朋友,同事或伙伴,无法相信能与别人保持这样长久的关系.”依仗这种友情,苏内河在需要倾诉的时候,在需要歇息的当口,都会不由分说地来找善生；也正是基于这份友情,善生把苏内河从不当外人,并时时惦记着她,等着她来了又去和去了又来.这种非亲又非故、非性又非利的交往,看似淡如水,实则浓似蜜,那是由于他们从两小无猜的13岁时起,就开始了他们彼此知心又知音的成长之旅.“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善生与苏内河是真正的心与心相交的朋友.哲人培根曾说过“朋友者另一己身也”,善生与苏内河,正是以他们的君子之交为此做了最好的诠释.善生,苏内河,包括庆昭,在当下“快餐化”的人际现实中,倾心又倾力地营造着人际之间的另一道风景线――诚挚的、透明的、长久的和逾越了功利的人间真情.而这也正是《莲花》一作的要义所在,这样光耀在安妮宝贝笔下和发生在西藏大地的纯挚之情,清澈澄明,诗意盎然,让人神往,也引人省思.

三、直面杂色人生,审视人性变异

在2006年的长篇小说中,有一些作品或者超越了乡土又并非都市写作,立足都市又纠结于外乡情结；或者虽以都市文人为主角,却又以他们的情爱纠葛为主线,这样的一些直面杂色人生的作品,各以独到的视角,在城乡之间、欲情之间,写出了当下社会的人情翻覆与人性变异,作品因而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与艺术力量.

这样的作品在2006年不在少数,重要者即有刘庆邦的《红煤》,卿卿的《香香饭店》,赵玫的《秋天死于冬季》,穆宏燕的《梨花满地》等.

刘庆邦的《红煤》,主要描写了青年农民宋长玉得到在国营煤矿当轮换工的机会后,怀揣着改变命运的种种梦想去苦苦奋斗,但却在走向成功的过程中步入邪路的故事.宋长玉原本想从一个采煤工开始,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种种人生梦想,但有两件事使他感受到了人生的莫大挫败,这就是追求漂亮的女护士唐丽华碰了钉子,而后被她的当矿长的继父唐洪涛借机辞退,这种让他重回农村等于逼他退回原地的变故,使他从人生到心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异.他在邻近的红煤厂村找到了一份临时工的活,并以此作为立足点重新奋起.他从这个时候起,不仅在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拼搏,也在为改写别人的命运而攒力.为了在红煤厂村站住脚,他有意去赢得支书女儿金风的芳心,取得支书明守福的逐步信任,最终成为了明家的上门女婿；他又通过策划旅游、张罗办矿等手段,从砖厂工人摇身成为红煤厂矿长,在千方百计地聚敛着财富的同时他也在想方设法地攫取着名声.随着身份与地位的日渐显赫,他的心态与性情也愈见跋扈,他制造了受贿的陷阱使唐洪涛犯罪丢官,又把已为的唐丽华勾引到手肆意玩弄；他利用井下作业故意把煤道掘向采集矿,截断了这个曾经辞退了他的煤矿的煤路；这种极尽能事的报复行为,一直发展到他的矿井出了漏水淹人的特大事故,自己只好仓皇出逃.这时候的宋长玉,已完完全全变得与他所厌恶的、所反对的唐洪涛、宋海林等人毫无二致,甚至在势利与冷酷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在宋长玉的这样一个奋斗者由“红”变“黑”的畸变中,作品实际上实现了两个真实的揭示.一个方面,是真实地揭示了社会转型期一部分农村青年心理世界的不平衡与不健全,他们出于小农心理的短视与虚荣,以及简单的交换意识和浓重的报复心理,使得他们在看待问题和处理事情时,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第二个方面,是真实地揭示了一些基层掌权者的病态状况,如采集矿矿长唐洪涛的沽名钓誉、两面三刀,县煤炭局局长王利民的欺下媚上、受贿行贿,乡党委书记国世才的趋炎附势、随风使舵等,这样一些掌权者的比比皆是和相互作用,必然造成管理体制的麻木与社会环境的腐败,而这又构成了如宋长玉这样的人由“红”变“黑”的外部因素.小农意识的势利与基层官员的腐败的两种病症,是彼此感染、相互影响的.换句话说,过去是“官逼民反”,现在则可能是“官腐民变”.写出这样一个在看似痛快中让人倍感痛苦的真实现状,是这部作品的深刻寓意所在,也是这部作品的最大价值所在.

卿卿的《香香饭店》,写了两个层面的故事,一个层面的故事是饭店女主人公“我”,欠了一大笔钱债,然后想通过办饭店,还上这个债务,没想到旧的钱债未了,又欠了一笔更大的情债,造成了阿俊的车祸不幸,自己日益感觉“活着不如死去”.人生的嬉闹与人生的残酷就这样如影随形,让人反思和警醒.作品更有意味的,是另一个层面的故事,那就是几个青春勃勃又蒙蒙懂懂的农村小女孩,进城到香香饭店进城来打工,这里有春燕,春花,小梅、小芹、小香,两春三小,五个女性.作者写饭店女老板,用笔是虚实相间,而写五个女工,是原生写实；她把那种农村的小女孩进城以后的心理状态、生活状态都写得非常逼真、鲜活；作者并不是站在老板的角度居高临下地看这些小女工,而是站在小女工的角度设身处地地看小女工自己.这些小女工,她们的现实生存,还有她们的青春年华,她们的情感表达与实现,,她们怎么看别人、别人怎么爱她们,这都使得她在城市立足未稳而又面临更大的压力,面临更多的难题.这个作品在小女工这个层面上写得非常真实,甚至达到一种的真实,这使这个作品达到原生态的写真,或者说具有一种素朴现实主义的鲜明特点.这部作品表现出来这样一种特点,是我们从职业作家那里所难以看到的,职业作家有时候是有一种很圆熟的技巧,生活在经过他们的恣意揉捏之后,原汁原味就丧失了许多；而一些非职业作家,虽然艺术上还较为生涩,但却能保持生活清新,真诚的感受.所以正因如此,这个作品虽显露了文学新手可能会有的一些弱点,但也显示出了文学新手自然具备的一些特点.

赵玫的《秋天死于冬季》,从叙事过程与总体架构上看,是两个三角情爱故事的交错编织与联袂演绎.一个三角是西江教授在妻子青冈之外,与女研究生虹的婚外热恋；一个三角是青冈在丈夫西江之外,又与虹的丈夫彼尔私下有染.如果再加上西江与前同窗锦禾的重温旧梦,青冈与德国学者查理的一夜幽情,作品实际上勾勒出了当下婚爱现实的两种风景：在表面上,婚姻关系与家庭井然有序,甚至彬彬有礼,温情脉脉；而在其内里,已为人夫的男男女女,无不怀着勃勃欲情伺机而动和陈仓暗渡,他们的情爱生活不说是混乱不堪,也可以说是扑朔迷离.作者赵玫当然不是在叙说人们已屡见不鲜的偷情与,她更感兴味的是置身其中的人们的心理与情感轨迹,并从中寻绎男人和女人所面临的共同的困境与不同的问题.

男主人公西江和女主人公青冈两个人都是带着各自不同的人生阅历走到一起来的,这种阅历之中包含了青春的成长,也包含了的成长.在史无前例的“”时期,还是中学生的的西江,亲眼目睹了他所爱慕的女音乐老师麦穗被当作“坏女人”的无辜揪斗和肆意蹂躏,他带着学生对老师的关爱更带着男人对女人的倾心,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了麦穗必要的保护和可贵的呵护,并从她那里得到了“一个人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而那种天堂般的感觉,他从此也就没有再体验过了.”而青冈则是在“与父母划清界线”,从而“拯救”自己,还是在“资产阶级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最终被社会抛弃”的两难中苦苦挣扎时,被“革命者”卫军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所感化,从而迷恋上了卫军；虽然后来多年与卫军失去了联系,但“青冈知道无论时代怎样变迁人生如何发展,她的生命中始终都有卫军镶嵌其中,她一直是爱他的,从未改变过.”而西江与青冈之所以在后来结为夫妇,那与其说是出于彼此的爱慕,不如说是基于相互的利用.没有卫军的青冈需要一个体面的丈夫,以作为卫军的“替代品”；失去麦穗的西江需要借助青冈的教授父亲的关系留校发展.于是,各有爱的隐秘的两个人在各怀心思和各取所需的利益驱动下,“在陌生的感觉中”之后,最终走到了一起.这里,婚姻因为错失了爱情,已简化为一种生存形式,而让人消魂荡魄的爱恋,在西江那里只属于与麦穗在一起的中学时代,在青冈那里只属于与卫军在一起的记忆与想像.正是在西江与青冈殊途同归的情的迷惘与爱的错失上,《秋天死于冬季》表现出了它的深意之所在.它在个人的成长密切联系着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上,写出了个人成长与历史成长的“互文性”,让人们看到了这两种成长的彼此勾连和相互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既是几个过来人个人的“情殇”与“性殇”,也是一个时代和一段历史的“情殇”与“性殇”.

同样是写青年知识分子的当下情爱生活,穆宏燕的《梨花满地》,在曲婉引人的故事中,埋设了另外的隽永内蕴,尤其是有关男女之间的“互文性”的关系.都在北方大学任教和学习的黎空庭和花若尘,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苦苦追寻着爱情,但结果却劳而无功,空手而归,甚至殊途同归,这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种“互文性”的因果关联.黎空庭一直以“多情”掩盖自己的“滥情”,花若尘一直以“贪欢”原宥黎空庭的“多情”,但当一切都真真实实地袒露出来之后,两个人才发现,他们之间,差异是如此的巨大,距离是那么的遥远.黎空庭结识了花若尘后越来越觉着这个女子的可爱和可贵,他发现自己真的爱上了她因而一定不能失去她,但他不能抹去曾有的荒唐和已有的污点,该发生的都发生了,一切都悔之晚矣；而花若尘虽然也爱着黎空庭,但他不能容忍他的一再“出轨”,更不能背离自己的爱情准则.可以说,黎空庭用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断送了自己的美好爱情,也打碎了花若尘的爱情之梦.加上此前黎空庭的情戏小师妹似云,绝情于女教师成烟,他在爱情追求上看似硕果多多,实则罪过累累.人的行为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情爱行为,是如何的彼此牵连,是怎样的累及他人,及至造成难以抚平的巨大创伤,这部作品可谓表现得既淋漓尽致又入木三分了.

四、重述过往故事,解读隐性历史

在近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有一些作品热衷于在过往历史的人物与事件中寻找素材,通过想像式的艺术生发,或特定时代中的个人命运,或揭悉个人境遇背后的社会生活,作品在再现历史中的个人和个人的历史中,带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和突出的艺术个性.

这种“重述”过往历史故事的写作,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远历史写作――对古代时期的已有故事进行翻新式再创作,使得老故事具有了新说法和新内蕴；一种是近历史写作――对近代以来的社会潮动,乃至革命历史,通过个性化的人物进行微观解析,发掘被事件化的历史遮蔽了的以隐形方式存在的典型个性和特异精神.两种写作的成果都有不少,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属于远历史写作的是苏童的《碧奴》,张悦然的《誓鸟》；属于近历史写作的有都梁的《狼烟北平》,徐贵祥的《高地》等.

有关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在中国已流传了千年之久.但苏童以此为母本写作的长篇小说《碧奴》,不仅把主人公名字改为了碧奴,而且也对其内涵进行了重新解读.在《碧奴》中,苏童把我们带回到了遥远的古代,以其丰富的想象力,为我们重现了一幕幕令人目眩神迷而又惊心动魄的精彩场景――为了生存而练就九种哭法、送寒衣前为自己举行葬礼、装女巫吓走顽童、被当作刺客示众街头、众青蛙共赴长城等.小说已远远超越了“把一件冬衣送到在大燕岭筑长城的丈夫手中”的内涵,碧奴以她的坚韧与忠贞击退了世俗的阴谋、人性的丑恶,这个在权势压迫下的底层女子以自己的痴情、善良在沧桑乱世中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传奇.

作者苏童表示,在写作过程中,他一直把这部作品当作小说对待,而且这又是一个重述神话的项目,因此他希望自己的作品与孟姜女的传说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因为我们不是在记述神话文本.而是在进行一次作家个人小说的创作,只不过这个小说题材的来源会有一些不同.事实上,在这一作品的写作中,苏童充分发挥了他先锋文学与新历史主义相杂糅的艺术技巧,在以“情”为主的前提下,特写式的再现了古代女性的心路历程.在他的笔下,一个关于压抑、苦难、生存和执着的故事,一个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女性形象深深地打动着读者.他在一个古老故事的外壳包裹下,为读者讲述了一个远比简单的历史传说更丰富、更艰难的千里征程,重现了一幕幕迷人眼目而又惊人心魄的精彩场景.

张悦然的《誓鸟》,以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大航海时代为背景,写大臣之女远嫁南洋,因一场大海啸丧失所有记忆,为了找到失去的记忆和爱情,仅凭一个远古的神话,这个女子不断找寻藏在贝壳中的记忆,经历生育、病痛、牢狱之苦,最终成为拥有无数记忆的“最富有的人”.作品以一个中国女子在南洋海啸中失却记忆的遭际,描写了一个无助女性的种种人生磨难,抒写了一个生命个体对于记忆的苦苦追寻；作品最为引人的是对一些相互矛盾因素的巧妙融合：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从而释发出浪漫与现实相混合的特异气息,也表现出了张悦然越来越敢于和善于处理“复杂”和面对“重大”的勇气与才力.

虽然与苏童的新作《碧奴》“重述”神话的方式不同,但张悦然的《誓鸟》也表达了同样的主题,即对古典式的忠贞和坚守的抒写与倡扬.她实际上是经由明朝背景下盲女执着地寻找爱与记忆的故事,反思当今中国青年精神状态.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誓鸟》是以一种遥远的、消逝已久的人类精神,对当代市民精神进行一种内在的抗衡,是一曲有关灵魂的颂歌与挽歌.

在关于“近历史”的书写中,都梁的《狼烟北平》是一部值得特别关注的作品.小说以抗战时期北平城内日、伪、国、共四股势力的明争暗斗为背景,重在展现处在这种明争暗斗的动荡年代和动乱环境里人们的惶恐不安的心理图景,生动地复现了抗战时期北平社会各色人等的日常生活细节,其中尤以贯穿性的人物――一拉洋车的车夫文三儿最为出彩.车夫文三儿这个人,基本上是靠习惯活着,凭感觉行事.他误打误撞救了刺杀日伪官员的军统特务,又稀里糊涂帮了的大忙,卑躬屈膝拍日本浪人的马屁,又打肿脸充胖子愣要装出“爷”模样.他与骆驼祥子同出车行,身上却有着阿Ｑ的血脉.这个被扔到社会的最底层的“京油子”,身上既有劳苦大众的朴实善良,又有遇弱逞强,得过且过的性格,当然也有穿梭于风流场所的生理需求.这样一个平常又复杂的人物在作者笔下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堪为少见又独特的性格形象.在当代小说不再重视典型人物的情况下,都梁笔下的文三儿不能不让人感到欣喜.

一定的人物性格是一定的社会生活的产物,文三儿的种种生活遭遇和“好死不如赖着活”的本性,无疑属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那个阶层,而且与那样的时世相互映衬.但他常说那句“老年景儿,谁来当王,百姓还不都是一个味儿”的口头语,却在宿命中内含苦涩.而作者把这样的人物从历史风云中特别剔掘出来,并让他登堂入室,也是为底层张目,更是让病灶显形,个中关注平民草根又内含批判意识的历史观显而易见.

如果说都梁的《狼烟北平》是为小人物作传,那么徐贵祥的《高地》就是为英雄造影.徐贵祥的军旅小说,一向以编制奇崛的故事、塑造独特的人物见长,他的新作《高地》,充分施展了它的如许艺术强项.作品的两个主角――严泽光和王铁山,当年一块参军,而后一同成长,甚至都暗中喜欢女卫生员杨桃.但因为一场“双榆树高地”的战斗,两个战友决裂了.事情既牵涉到究竟谁应该登上高地建立头等功的争执,更涉及到男人的血性、军人的荣誉的持守.作品以跌宕的情节、幽默的语言,层层展开两个各见性情的职业军人之间的明争暗斗,而在事象的内里和“双榆树高地”的背后,却直指男人和军人骨子里捍卫荣誉与尊严、追逐崇高与执著的精神世界的“高地”.整部小说在重事业与重情感的交织中,在捍卫荣誉和承担责任的交叉中,塑造出了两个性格鲜明的优秀当代军人,更为中国男人描画出了一个完美的人生坐标.

在切入战事和直面军人中,着重主要人物的典型性格打造；在充分展示人物的独特个性中,实现人的精神世界的升华,这样一个层层递进的内蕴,使得《高地》在众多的军旅小说中脱颖而出,同时又为我们这个“言利“胜于”言义“的时代,注入了一种理想的活力与精神的强力.

五、拓辟艺术新路,寻求独特表述

长篇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一直没有间断过和停歇过.但在2006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一些文学名家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形式的探索,因为既有较大的求新力度,又显得较为圆熟和成熟,因而为文坛内外的人们所广泛关注.

长篇小说上的这种艺术出新,在一些名家那里,有的主要表现为叙事人的拟物性,使得叙事超越通常的人的视野,而具有一种另类意蕴；有的主要表现为叙事人的分解,使叙事呈现出多头性与立体性；有的则主要表现为以器物为对象或意象,在物与人的对应关系中表现凝聚在风物中的风土与风情.2006年的这三种写作倾向的代表性作品,依次是莫言的《生死疲劳》,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李锐的《太平风物》.

莫言的《生死疲劳》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并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韧的精神.《生死疲劳》出版之后,作者莫言接受采访时说到这部40多万字的作品是43天写出来的,随之引起了读者的质疑；其实一部作品的写作时间的长短,并不能直接和作品质量划等号；但《生死疲劳》是之作,确是确定无疑的.作品以章回体和“六道轮回”的故事线索,着力塑造了蓝脸等农人的生存与愿望,揭示了中国农民和土地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而复杂的关系.作品的精彩之处在于由不同的人物汇聚了一条记忆的河流,并由个人身体里动物拟态构成了集体性喧哗,作品一如既往地表现了莫言的超常的想像力和表现力,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用“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方式,逾越着并延展着“传统”.

《生死疲劳》的叙述角度异常复杂,“大头儿”“蓝解放”“莫言”,这三者构成三重对话关系.文中的“莫言”并非作家本人,也不纯粹是一个作家,他的出现是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而存在的.“大头儿”与“蓝解放”构成对立、对话的关系,彼此消解,又互相矛盾,“莫言”的出现是为故事提供似是而非的阐释,以此增加小说的多义性.这三位叙述者构成了文本复杂的张力.小说最为神奇与独特的地方,是通过动物的出生、生长、苍老、疲惫、死亡,书写一种动物的生命性,又通过动物生命的低贱性、短暂性和偶然性,书写属于它们的欢乐、悲悯、狂喜与哀愁.在这里,动物是主要叙述者,又是历史见证者,动物与人的相互转换,人与动物的相互纠结,使得故事具有了独特而超常的视角,使得整个作品,构成了人与动物,动物与人,人与土地,动物与土地的多重多向对话.因而,作品在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之下,抒写了一部有关人与土地、动物与土地的狂欢曲.

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是写作者一向较少涉猎的爱情题材的,如果要对作品的主要情节加以概述,那大致是：年轻有为的编剧丁一,在众多的漂亮女性中如鱼得水,并因此性病染身,眼看无法医治.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在丁一身上那些丑陋却要命的症状,忽然全自动消失了.他不治而愈.而大难不死的丁一也脱胎换骨,他厌恶了动物一样到处寻找感官满足的性生活,开始寻找真正的爱情.之后,丁一迷恋上了离异的女演员秦娥.于是,两个人开始在共同编织的戏剧与梦想里进行合一的理想实践.可是,秦娥的前夫商周出现了,他是一个能够带给秦娥现实满足的成功的商人.秦娥选择了商周,她要过一种“正常的生活”.而执著寻找爱情的丁一最终离开了人世.

这是一部要用心阅读、细心体味的现代爱情小说.史铁生用洁净优美、富于诗意和理性的文字描写爱情、性和,追溯爱情的本原,探寻爱情的真谛和意义.那些灵与肉的纠缠、性与爱的排演,那些孤独的感动和温情的抚慰,那些柔软的故事和坚硬的哲理,无不给人以情理之中的体验和意料之外的启示.小说的过人之处,在于作者将叙事人“我”拆成三个人,以”我”、史铁生和丁一三位一体同时或交叉出现,多个线索同时进行,它既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定,实现了肉身和灵魂的对话,又揭示了人性之深邃与复杂.

有意味的是,与莫言在《生死疲劳》中有意打通人与动物的勾连不同,史铁生在《我的丁一之旅》里,通过这样的三重身份的自我对话,在情感层面上细述人与动物之区别所在.年轻的丁一在反思自己放浪形骸的生涯后,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乱性纵欲,其实和禽兽并无太大的不同；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不仅有身体,还有精神情感,而合一正是这种体现的最高形式.显然,人之爱情如何合乎自身目的地发展,人性如何与情性真正和谐起来,这是史铁生所要思考和探究的主要问题,也是这部《我的丁一之旅》作品的深意之所在.

李锐《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是一部16个短篇小说构成的系列作品.作品中,每个小说的题目都是一件农具,比如镢、锨、锄、镰、斧、扁担等.农具是小说的引子,也是小说的意向.作品将图片和文字、文言和白话、史料和虚构、历史的诗意和现实的困境融合在一起,以一种李锐式的独特的“超文体拼贴”,讲述了以一件件农具与一个个农民的故事,并勾勒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的特有风情与中国农村的演变历史.

在这部系列小说集里,千年不变也常被人们视而不见的一件件农具,既是农人的劳作工具,又是农人的生存依托,有时还是磨人的钝器和杀人的利器,它们以物的形式呈现着,然而却与人形影不离,相互较劲,以近乎荒谬喜剧的形式逐步远离了他们在千年前所被设计的功能.耕牛被扑杀、桔槔被当作偷运煤火车上媒块的杠杆、铁锹成了迎合城里人观光时的滑稽道具、磨盘被用来捆锁写来的女人等.农具在这里为人们使用着,展览着,也向人们证明着,倾诉着.

李锐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想把农具作为我的主题,把它看作是我小说里的人物.我希望五千年的文明传统不仅能作为我小说的背景,而且要作为活着的东西根植在我的小说里.我希望能让人们看到我们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在全球化的处境之下是什么样的,那些操着农具的人们的命运究竟是什么样的.”显而易见,这本书的写作,达到了他原初的目的.而我认为,李锐这部小说的意义,不只在于以“物”叙事,他的立足于本土现实,在农耕文化中寻找小说素材的成功尝试,对于当下的小说创作也卓具启迪意义.这与很多写作者闭门造车,甚至常常从国外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寻求资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说明,本土文化不是没有好东西,而是需要发现好东西的眼睛.

2006年的长篇小说创作,自然不止以上概述出的问题和点评到的作品,而在选择了这样一些视点之后,另有一些长篇作品就很难提及,因而挂一露万就在所难免.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并非全面的扫描,也可见出长篇小说在2006年的不俗实绩和长足进取.这样的一个发展势头无疑是令人欣喜的,因为,它包孕了多种多样的可能,也预示了更新更大的前景.

白烨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