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道昭书法艺术探析

郑道昭出身于荥阳世家,按北魏的门第制度,荥阳郑氏、清河崔氏、范刚卢氏、太躁李氏、赵郡王氏是山东汉士族中为首的五姓.因此,郑道昭也是个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人物.他生在中国南北分立和动乱的时代,长于大江以北的中原地区.这时中原地区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主,各民族的文化发生了融合变化.仅就文字和书法艺术方面来讲,这时期的文字从篆隶字体转向楷书字体.北朝的楷书字体受少数民族的影响,在钟太傅完型的楷书字体上出现了繁体和简体,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偏傍糅杂的新字,形成了许多后世所称谓的“六朝别字”.在书法艺术上虽然保存和延续了篆、隶的笔法,但在古茂朴质之中增添了粗犷豪放的气息,发展了显明的出方入圆的笔法.这时期南朝的文字和书法艺术,虽同样是承袭汉魏两晋以来的传统,但由于地域的不同,在文字方面很少出现“别字”,书法方面宗法卫夫人（茂漪）和二王（羲之和献之）的体系,以流便婉丽为主.形成了北朝书法雄强,宜于碑志榜额,南朝隽逸,宜于书帖函读的迥然有别的两种风格.是在时代共性中出现的地域差异,也是地域共性反映的自然规律.在探讨郑道昭书法艺术时,就可看出他的地域性是很明显的.

从各种碑刻和传记里只能看到郑道昭好为诗赋,长于吏治的描述,就是没有提到他工于书法.幸而有云峰诸山摩崖刻石的存在,使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他那精湛的书法艺术.

从云峰诸山刻石来看,郑氏书法的结体庄严朴茂,浑实古厚而又潇疏飘逸.在运笔方面是雄强有力,出方入圆,篆、隶笔法兼收并使,是在锺繇、卫璀的楷书体系方面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应当说郑道昭的书法艺术是北朝书法体系中的一个典型,因为他是上承自东汉末期到三国两晋以来,各大书法家的集大成者.与蔡邕、韦诞、锺繇、卫璀诸人是血脉相通,渊源有自的.

按现在存世的摩崖刻石与郑氏书法最为相似的有《石门铭》与《瘗鹤铭》.康有为称：“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等《石门铭》之疏逸.”又说：“高美则有《郑道昭碑》”,“爱精丽之碑,莫若《郑文公》《石门铭》等以其为隶楷之极则也”,又说：“《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门颂》《孔宙》等碑.皆夏殷旧国,亦与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牢笼也.《六十人造像》《郑道昭》乃其法乳,后世寡能传之.”我认为康氏此论确属至稿.评价郑道昭的书法艺术要从他继承的传统来看他的发展成就.正如李瑞清在他写的《书跋》中说：“不知篆隶而高谈北碑,妄也.”所以我们研究郑道昭的书法艺术,要从他的笔法源流和字体间架结构,篇幅的分章补白上去认识,才会评论得体.

郑道昭的书法确是以篆、隶笔法写楷书的,用笔是方圆并用.字的结体和分行补白也是参以篆籀和汉简.所以能在谨严茂密中有疏散飘逸之美,在浑朴古厚之中寓有隽永之趣.他的运笔,圆笔以迥环婉转出之,方笔若斧劈刀斫中锋行笔.侧锋起笔,时而顿挫,时而直贯,在静中有动,在动中有静.

关于郑道昭的运笔问题,笔者认为祝嘉先生的看法很深入,很正确.“郑道昭的《郑文公碑》,知道的人较多,但这碑不是他最高的作品,云峰其他刻石,得天然之美,变化最大等方笔、圆笔、篆法、隶法,无不具备,若奇花异草,高妙难名.”但有人将郑道昭的运笔方法,分作纯方笔与纯圆笔的说法,是不合实际的.虽然举出《白驹谷》题名作为纯方笔,《郑文公碑》作为纯圆笔的例证,也是脱离实际运笔方法的.按郑氏运笔是有正锋,有侧锋,正锋易出圆笔,侧锋易出方笔.以正锋退笔进划,继以正锋收笔则字耐圆润,以侧锋顺笔进划,继以转锋折笔则字画方劲,故圆笔与方笔经常是在字里行闻变换运用的.籀文、篆书和草书多圆笔,隶书和章草多方笔.但各体书在迥环与取势时,往往要调和变换.故以方笔为主者多以圆笔为辅,以圆笔为主者又以方笔为辅,此刚柔相济,相辅相成,互相为佐.正如祝嘉先生在其《书学论集》中所说：“云峰诸刻,则有方圆并用的.且粗的不觉其肥,细的不嫌其瘦,纵笔所至,无不如意,真是神乎其技.”这就是郑氏笔法在篆隶兼备下展现的妙趣.

在没有郑道昭的墨迹传世的情况下,对他书法艺术进行探讨,只能靠石刻来加以分析和认识.为此,摆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墨迹与石刻有无差距,即石刻有无失真以及失真的程度如何的问题.研究石刻有无对墨迹的失真,就要解决对刻字工人的技术水平的评价.要解决墨迹上石有无收缩墨痕的现象,要解决长期石刻风化的认识问题,只有对上面三个问题有了正确的回答,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谈论碑刻与法帖的优劣时,就有人说碑刻系石工率意刻凿,多非石工名匠,极易失真.但也有人说法帖多系辗转影拓,勾勒上石,对原作者的笔意在无意中篡改早已失去神貌,较碑志失真更甚.总之,不论说碑刻失真的或是法帖失真的,这两种类型的石刻都较墨迹有一定的差距,这是毋庸置疑的.为此,让我们首先评价一下云峰刻石的刻工如何.替郑道昭在云蜂刻字的石工似为一名能工巧匠,否则,他不能在含有石英的花冈岩上刻得那样流畅和具有神韵.云峰诸山刻石必然取得郑道昭的信赖和满意.由此可见,刻工对书写失真的程度,一定较小.

第二个问题是墨迹上石时,有无收缩墨痕的现象.我们知道石料的质地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会相同,在坚硬的石头上写字同在质地松软的石头上写的字的效果是不一致的.在坚石上写字容易变瘦,在松软的石头上写字较易保持原貌或变肥.当我们研究了云峰刻石的现场之后,我们看到所有的刻石都是该山上最好、最耐酸碱、最坚硬的石块.这可以从云峰山上宋、明、清代人的题名刻石来对比,这些晚几百年和晚千年的刻石都风化得一塌糊涂了,而郑氏题壁却还较为完好,足以证明郑道昭不仅是一位书法家,而且还是一位岩石学家.他选刻的石壁不仅是坚硬的花岗岩,而且是含石英的砾石性的花岗岩.这种岩石极为坚硬,不易风化,而且也不易刻凿,只有一个缺点,就是落笔时,收缩墨痕,可以将笔划变瘦,角棱缩小或变圆.为此,笔者认为郑氏的墨迹一定较石刻要肥些,方笔也多些.

第三个问题是摩崖刻石的风化问题.平度天柱山的摩崖刻石虽也是花岗岩,但不含石英,风化较掖县云峰山摩崖刻石为甚.从字口来看,剥蚀程度平均在0.2－0.3毫米,但角棱锋芒均已消失.云峰山刻石剥蚀甚微,看来不过0.1－0.2毫米.这是从大面积的平均风化数的估计,有的局部较重,那只是个别地方.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郑道昭的书法刻石与他的墨迹的差距不大,但还是有差距的.这种差距是字口已失去刀痕处,字画有的变圆和变瘦.因此笔者认为郑氏的笔法是篆法、隶法皆有,方笔、圆笔并用.大字方笔多于圆笔,小字圆笔多于方笔,而且应属于北魏书体体系里的以方笔为主的书法艺术.

对郑道昭书法艺术的评价,笔者认为他在南北朝书法家中应当算是上乘的大家.祝嘉先生评价郑氏的书法很高,认为“其成就决不在王羲之之下,应奉为北方书圣,与王羲之并尊”.郑道昭是否能够同王羲之并驾齐驱?从云峰山刻石来看,郑氏是上溯斯邕、追踪锺张而以篆隶写楷.若《白驹谷》的榜书题壁,完全代表了北方书派的风格,即“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由于北方书法家的作品传世罕见,又遭“唐太宗独嘉二王(羲之、献之),以至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均习《兰亭》,遂使王氏一家兼掩南北”.以后,赵宋阁帖行,不重碑版,北派书法更趋衰微,致使郑道昭的书法艺术默默无闻近千余年.

历史演变造成了北方书法家作品佚名,幸好能在“求其作品多,家世详,只有郑道昭一人”的情况下,推郑氏为北方书法家的总代表了.当然,郑氏的书法艺术,不论字体的结构,全幅的章法,其道丽浑穆,飘逸自然,确属天成,值得我们后人细细品味.

（作者单位：汤朝志,荆楚理工学院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