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医疗是基本医疗同盟军

医疗有三靠：靠政府、靠自己、靠慈善――穷人靠政府、富人靠自己、慈善作补充.

慈善在全世界的医疗救助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医疗慈善一方面靠政府,一方面靠社会.然而,由于中国还处于大政府小社会的状态,中国的慈善体系中,几乎全是或半组织,例如、中国扶贫基金会等,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慈善组织.

在中国逐渐走向公民社会的过程中,提供基本医疗不仅是政府与公立医院的责任,也是公民社会的责任.政府应大力扶持社会力量从事医疗慈善救助,发挥他们作为基本医疗同盟军的作用.

理想的补缺者

民间医疗救助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带有宗教性质的民间医疗救助机构,比如台湾的佛教慈济综合医院,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医院,香港的佛教医院、道教诊所等；还有一种是没有宗教背景的,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比尔盖茨基金会、嫣然天使基金会、贫困地区艾滋病社会救助等.

一般来讲,由于民间医疗慈善力量有限,往往做不了大项目,这反而促使他们更关注于某一点,比如唇腭裂患儿、先心病患儿这样的专门项目,从而实现专业分工、操作细致.而且,他们更多地运用市场运作方式,既能减少资金浪费,又能避免官场的繁文缛节.

因此,民间慈善医疗虽不是主要的医疗形式,却是一种理想的补缺者,尤其是对一些需要特别关爱的群体.

在美国,政府主导的公立医院占15%,私立营利性医院占15%,私立非营利性医院占70%,后者一般由慈善机构投资.因此,美国的慈善医疗怎么写作主要由非营利性私立医院（体现公益性的慈善医院）提供.

中国的民间医疗救助起步较晚,仅有零星存在着的一些,还没有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

李亚鹏、王菲夫妇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提交申请,成立嫣然天使基金（SmileAngelFoundation）,作为唇腭裂患儿治疗的专项公益基金,并捐献1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2012年5月27日,该基金的定点医院一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正式落成.作为中国第一间民办非营利性儿童综合医院,该院是比较典型的民间医疗慈善机构,也是政府为民间慈善医疗开的一扇小窗.

除此之外,近年来还有一些民间慈善机构成立,并涉足医疗领域.例如,陕西民营企业家刘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刘彪慈善基金会”,2012年在民政部注册为非公募慈善机构,出资额为一亿元.其创办后的首个慈善项目即联合中华慈善总会,对藏、疆、陕、蒙、甘、滇六省少数民族贫困儿童先心病进行筛查和救助.

李连杰的壹基金,也有专门救助自闭症患者的项目.李嘉诚的宁养怎么写作项目,专门为癌症晚期患者提供临终关怀.

灵活机制,诚信体系

为了扶持民间慈善医疗的发展,政府应推出更多政策,建立灵活的医疗慈善管理机制.

在国外,慈善捐款可以抵扣所得税.在香港,只要捐钱给慈善医院,哪怕只有200元,医院也会开具证明,可以抵扣相应的所得税.以此发动每一个公民的力量,涓汇成流.但在大陆,这样的慈善环境还不完备,政府应当明确规定,减少捐善企业税收的比例.

此外,还可开放第三方慈善公募权限.目前,中国的民间慈善多数只能进行私募,仅靠一位慈善家一次性捐助的慈善渠道是不够的.应放开公募权限,发动每个热心于慈善的百姓,众人拾柴火焰高.

2012年,广州市募捐条例公布,将公募权向民间组织开放.这意味着市民捐款给民间慈善基金,再由基金投资慈善医院,免费或打折为穷人看病的模式,已成为可能.

在开展慈善医疗的众多模式中,最主要的民间慈善来自于宗教界.全世界民间慈善的主力都是宗教,中国属于一个无神论国家,对宗教慈善态度谨慎,政策很不宽松.其实,只要是政府认可的、遵守国家基本法律法规的宗教团体,政府都应该鼓励他们举办慈善医院.

作为民间医疗慈善机构,透明度是相当重要的.2012年12月10日,中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利群发出微博,对嫣然天使基金提出质疑,怀疑发起人王菲、李亚鹏私吞金钱：“据说嫣然天使基金就是王菲他们家的小金库.”并称“内幕相当黑暗”.随后,嫣然天使基金对每一笔捐款的金额及捐款人姓名,都公布在网上.

只有采取这种公开接受检查的态度,才能赢得社会的信任.

民间组织要提高公信力,要靠权威机构的认可和长时间的积累.香港有太平绅士制度.一个人一辈子做了很多慈善助人的活动,政府就会授予其太平绅士的称号.

这样的人不愿意为了某些利益毁坏自己的清誉和价值观,比较能得到公众的信任.所以,每次开彩搅珠时,都会邀请太平绅士联同香港受助机构代表,负责监理开彩结果,相当于构建了一种诚信体系.

因此,民间慈善医疗组织也应该充分利用类似的具有公信力的诚信体系,以增强自己的可信度.

十根筷子的力量

除了政府和医疗慈善组织外,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对医疗慈善的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正所谓“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硬如铁”.

我们应当在国民教育中树立个人慈善的意识.

在中国,出了什么事儿,大家第一时间就是找政府.以至于像社会公益这样的事情,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政府或是有钱人的事情,与个人无关,这是公共认知的误区.慈善不是某一类人的专利,而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是普通人也可以做的.

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为美籍华人关惠群颁发了“总统公民奖章”,以表彰她24年如一日,照顾城市流浪汉的善举.所以我们也应该加强宣传：不管你是谁,慈善的原则均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想对医疗慈善组织进行有效的法律约束,可通过建立集体诉讼制度来实现.

目前,中国法律只允许个体诉讼.比如吃奶粉损害了健康,要求百姓自己状告企业.但由于个体精力有限,为了一个官司,百姓的生活可能毁了,工作可能丢了.

但是,有了集体诉讼就不同了,受害者们可以集体授权律师,或者这样的组织,让他们替百姓打官司.律师一般是专职的公益律师,官司打输了不收费；如果打赢了,收取赔偿金的一部分.

这就能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氛围：老百姓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保卫自己；律师有动力为普通百姓伸张正义；因为官司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企业也顾忌弄虚作检测的成本.

慈善机构的监管工作,也需要通过开放媒体来实现.过去,监管总是靠政府,但是政府的人力物力是有限的,所以监管只能是民不举官不究.开放媒体监管后,报纸、电视台等传媒机构为了提高行业知名度,就会派出调查记者,对医疗慈善组织进行深度调查,从而达到有效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