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外的鲁迅

鲁迅和“鲁迅们”最大的贡献是什么?笔者认为：除了他们对浩瀚文字的驾驭留给中华民族以巨大的精神财富外,便是他们对那个时代深刻的批判和辛辣的讽刺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鲁迅笔如刀锋般对统治者做出的批评,其意义远高出他们的文学作品本身.

官宦子弟出身的鲁迅先生,孩提时代几乎一夜间成为寄人篱下的流浪少年.也许正因为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刺猹的闰土、圆规杨二嫂、豆腐西施等形象才如此活灵活现地从先生笔下跃然出来,成为影响新中国几代人的经典民国人物形象.

这一时期的鲁迅用乌篷船、百草园和一轮明月等文学道具,酝酿出一段清末社会的复杂心态.这个心态里有市井的泼皮无赖,也有憨厚实诚儿的江南农民；这个心态里有小毡帽、布褡裢的清癯返璞,也有对旧社会封建制度、官僚主义和殖义“三座大山”的不满和反抗.甚至我们可以说,鲁迅用碾碎的儿时记忆巧妙诙谐地讽刺了民国政府治下的世态炎凉和带来的诸多社会弊病.脱离少年时代的懵懂之后,青年鲁迅迅速以创业者的身份出现在民国初期――他办杂志、当翻译、做作家,忙得不亦乐乎.但是,他的理想却一再破碎：花费巨大代价踌躇满志盼望一举成名的《新生》杂志,为资金临时抽逃之困而流产；此后鲁迅师从章太炎,加入光复会,并和周作人一起翻译了一些东欧和俄国的短篇小说,就是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不过销量只有寥寥数十册等遭受挫折的鲁迅,当时甚至发出了这么一句颓废伤感的话：“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1912年,受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之邀,鲁迅到了中华民国教育部任公职.期间鲁迅结识了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和著名学者钱玄同.受两人三顾茅庐之盛邀,鲁迅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人生中对其有重大影响的文章《狂人日记》――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震惊朝野,影响极为深远.伴随着《狂人日记》带来的批判热情,鲁迅先生此后对民国政府的批评可谓到了“疯癫”的地步,更为“疯癫”的蔡元培索性将一檄成名的鲁迅安排进入“中国学术最自由、兼容并包之北大”.彼时的北京大学,学术独立自由、敢于向权势说不、敢于向政权嗤之以鼻的反抗精神,更增加了鲁迅生生的战斗热情.此后,鲁迅的杂文、时评、小品文宛如刀剑般一次次挑动着民国政府的容忍底线.

客观地说,鲁迅先生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批判精神之所以可以表达出来,并且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和民国时期历任总统坚决遵守“不设报禁、学术自由、大学宽容”之原则有着莫大关系.试想,如果当时没有媒体敢顶住民国各级政府的骚扰而发表这些文章,鲁迅再伟大,又有谁知道其思想之浩淼?

1926年,著名的“三•,一八惨案”爆发后,鲁迅先生发文斥责段祺瑞政府“乃民国最黑暗的一天”,随后先生一连就此发出七篇檄文进行声讨.有学者认为,这期间鲁迅先生把批评和批判的艺术降到了最低,更多的则是对民国政府近乎狂吼的斥责、怒骂和不羁呐喊.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鲁迅先生成为了民国政府的通缉犯,远离北京逃往厦门避难.和他一起被段祺瑞政府列入通缉犯名单的还有一串近代史上堪称“豪华”的名单：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朱家骅、蒋梦麟等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们有必要对“三•,一八”惨案做出最接近真相的梳理.“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身为民国政府总理的段祺瑞,并不如我们某些主流历史学上所称“三•,一八惨案之元凶,杀害大学生的刽子手等”；事实上,惨案发生后,段祺瑞立即赶往现场,面对死者遗体他更是泣不成声、长跪不起,并且当天宣誓终身素食,以谢罪国人.后来的史料显示,段祺瑞此后余生再未食肉,甚至到晚年病危营养严重不良,仍然告诫医护人员：勿喂食我肉类,我不想当一畜生,我自愿为国民之鲜血而愧疚毕生.史称“人可死,荤不可开”.遗憾的是鲁迅并没有原谅这位和他同年离世的民国政治枭雄.在鲁迅眼里,段祺瑞既然信奉孙文先生之三义,就当视、法治、民权、民生为天下,怎能将如此美丽的字眼宫锁在宪法和法律的条文里?

2011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