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到朱由榔:遗民文化与边地政治

朱由榔的边地救赎

热带竹楼的厚厚屋棚之下,永历帝面南而坐.这个末代皇孙空顶着皇帝之名,终生逃亡,到处漂泊.不过毕竟是天潢贵胄,仪表伟岸,举止端庄.他一动不动地坐在竹椅上,眼睛空洞地看着前方.

吴三桂看见这个人,心跳忽然凌乱了,他越走越慢,在永历帝几步之外停下了.

永历帝见有人进来,轻声问道：“何人?”

吴三桂张张口,没说出话来.永历帝又问了一句：“来者何人?”

扑通一声,吴三桂自己也没想到,恍惚之中,他已经跪在这个年轻人面前.

“你就是平西王吴三桂吧?”永历依然轻轻地问.

吴三桂什么也没听见,他只是恍惚见到这个酷似崇祯皇帝的年轻人脸上的疑问表情.他分辨不出他在说些什么,只是机械地一连声地应道：“是!”“是等”

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听清了永历长叹一声：“说什么都无益了!只是朕本是北人,想见到十二陵再死,这,你总能做到吧?”

他勉强应了一声.永历向他挥挥手,让他退去,他却站不起身来,只好由卫士上来把他搀扶出去.

――明末,永历帝朱由榔在李定国、白文选等护卫下,败逃到昆明建立“滇都”.1659年正月初三,吴三桂三路大军数十万人,兵逼昆明.朱由榔带1500余人西逃,进入当时中国的属国缅甸瓦城,缅王“慰留贵客于缅北山区”.

1661年,缅京老王驾崩,新王莽白继位.他看清形势,派精兵夜袭,砍死了南明数十名遗臣武将,囚禁永历帝.同年底,吴三桂大军饮马怒江,直逼缅甸.朱由榔被押回昆明,囚禁在篦子坡头的金禅寺内.

1662年4月,永历帝没有见到十二陵,在昆明吴三桂用弓弦勒死.

出于对吴三桂叛国降清的义愤,昆明百姓一直称金蝉寺附近为“逼死坡”.清云贵总督认为有损大清声誉,于道光年间将“逼死坡”改为“升平坡”,并勒石立碑以宣扬其“升平盛世”.但昆明人至今仍称“逼死坡”.后云南都督蔡锷将军以“三迤士民”的名义,在逼死坡头立“明永历帝殉国处”石碑一方.石碑一度失落,1983年找回,如今又重立在坡头.

永历帝身后的溃兵上千人,逃到了麻粟坝,开始和这一带的掸、克钦和克伦等尚处于刀耕火种原始部族生活的原住民打客家.原住民打不过这群远来如狼似虎有谋略的职业军人,迁到周边高山,改朝换代的难民们,得以在此休养生息.

最早来果敢定居的兵将,因南明王朝原在南京定都,所以不管他们后来跑到哪里、祖籍何乡,几百年后统统对外说“祖上来自南京府”.

王朝的震荡,以此种悲壮的方式,绵延到了边地果敢.因为朱由榔,果敢,这块弹丸之地,成为历史中悲壮的一笔.

“如果你在果敢说是南京人,肯定会感受到异样的眼光.”《流浪金三角》作者邓贤说.数百年里,很多果敢人将“南京府”设定为自己的故乡.

近300年后,历史戏剧性地重演,1950年,据守滇南的国民党第八兵团残部2000多人,在团长李国辉的带领下深入野人山,最终在此地立足.

果敢大历史：诸葛亮南征、英属缅甸、抗日远征军

大箐、芭蕉、小箐林

想去打歌路程远

三天路程两天到

不是打歌结人缘

――据说,这是三国时期遗留下来、经过不断演进之后的打歌游戏中的一首.果敢喜庆婚嫁,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弹起三弦琴,踏着优美的节奏祈福、添趣.

据史料记载：公元225年,诸葛亮亲率大军远征包括如今云南和贵州等广大地区的南中地区.南中地区的西南部分包括现今的果敢和佤邦以及金三角其它地区.

著名的七擒孟获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传说诸葛亮到达果敢并且在炮楼山上安营扎寨.诸葛亮的南征也对如今的佤邦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地有一座公明山,如今无论是在佤邦的邦徽、邦旗上,还是在佤邦联合军的军徽上,都可以看到公明山的标志.这座山之所以叫做公明山,是为了纪念诸葛亮当年南征而用诸葛亮的字来命名.

其实,翻阅史料,果敢曾为哀牢百濮的地域,后哀牢内附东汉,该地属于东汉永昌郡.在白族大理国时期,属永昌府孟缠甸范围.元代,其地分属云南省镇康路、孟定路孟缠甸的一部分.在明代,该地邻近镇康州以及孟定府.

然而,不论怎样,据邓贤介绍,果敢地区在历史上多属于地方土司管理的地区,在杨氏土司之前,果敢地区未有明确的历史记载.所谓的永历帝败退果敢,也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偶然事件.

杨氏土司之后,果敢一次次与大历史擦肩而过.

永历帝事件后,在今腊戍附近的登尼,清政府设立“木邦宣慰司”一职,命一杨姓将领为土司王世守其地.现存果敢大庙附近的封诰碑记载了此事.

1852年,英殖民者侵占缅甸后,英国人发现这里的土壤气候适合生长,派人传授种植技术,并指定东印度公司垄断收购.百余年后,种贩成了当地主要经济来源等

1897年,英国人与清朝谈判定界,订立《中英续议缅甸条约》,勘边定界后,果敢正式被划入英属缅甸.在果敢大水塘（传统种植区）,有当年用中英文写就的大清与英缅勘界碑,以及1941年由英殖民者颁布土司杨文炳次子杨振材为“印袭官”的敕封碑.英人也从中国制,确立了英缅抗日时代杨家的末代土司地位.

离此碑几百米处,建有抗日将士阵亡纪念碑――抗战时果敢人与中国远征军93师配合,在果敢老街、西山区大水塘一带浴血奋战,使1000多名日寇毙命.

从羁縻政策到土司制度：

距离“北京”的远和近

其实,和果敢汉人的迁徙类似,边疆地区另一种大迁徙更具悲壮性,比如苗族的千年大迁徙.

――这是一个民族的“出埃及记”.

苗族人自古以来迁徙不断,每次迁徙都与战争有关.据说,苗族的先祖原住在黄河一带,后来由于战争开始了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迁徙,跨过滚滚黄河,来到今湖北和湖南洞庭湖的四周定居下来,成了以后楚国的主体民族之一.这以后,由于不断的战争,苗人被迫再大规模西迁,来到湖南的湘西、贵州、云南等地,基本形成现在的局面. 在漫漫岁月中,苗族人仍不断遭受战争与天灾的侵害,大约在200年前,他们跨出国门,深入到越南、泰国、老挝等一些国家的山区,其数量有几十万人,这可算是苗族人的第三次大迁徙.

这部分苗族人千里迢迢跑到异国他乡,仍未过上安宁的日子.在老挝,战争时常发生,制造了无数的难民.1975年,约10多万苗族人饱受战争之苦,沦为难民而流入泰国.而后,在泰国政府以及有关国际救援组织的帮助下,有6万苗族难民移居美国.现在美国的苗族人已近20万.

苗族也罢,其他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也罢,再回过头来观察他们在整个王朝中的存在方式,我们发现了两种制度.

1998年,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出版,给人们带来了土司王国这一陌生又神秘的世界.小说中那充满浓郁边地文化和生活气息的风情,令人眼前一亮.

《尘埃落定》所描写的年代已是上世纪的30年代.土司的傻儿子说了一句含意颇深的话：“从小到大,我始终弄不懂汉人地方为什么会是我们十分需要的丝绸、茶叶和盐的来源,更是我们这些土司家族权力的来源.”

确实,土司们的印信,均来自“北京”.而授信予他们,是地理因素决定了二者之间的政治关系.帝制中国时期的统治者们无时不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构建与边地少数民族的关系,维护边地社会的稳定,确保帝国的完整和统一.

这真是一个无论中外的亘古难题.古代中国是这样解决的：一是自秦迄宋实行的宽松的“羁縻政策”,诸葛亮便在包括果敢在内的大片地域实行羁縻制度,一是元、明、清王朝实行的较为严格的“土司制度”.根据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一书的统计,羁縻制实行了1470年,土司制也坚持了703年.

羁縻,即略微管束,施以笼络.王朝封授给少数民族酋领一个职官称号后,不问内政,酋领世领其地,世长其民,对朝廷表示臣服即可.而土司制度则完备得多：职官由朝廷任命,官位为承袭制,可升迁也有惩处.而更重要的是,已是朝廷命官的土官土司们,必须向朝廷朝贡和纳赋.朝贡,象征着土官土司对王朝的臣服,纳赋,意味着土官土司地区归属王朝的版籍.

简而言之,土司制度使边地少数民族被纳入王朝的管理体系里.土司可谓帝国特定地域的写作技巧人,或曰皇权的延伸,故而一边享受着赋予的特权,一边也要听命,尽义务.否则,哪有绸缎被子可盖.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后,一切旧的制度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