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看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

摘 要 ：抗日战争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反侵略战争,对中国当时的政治格局――国民党和的政治角逐产生了极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抗日战争决定了国共两党的兴衰消长,改变了国共两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且奠定了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走向.

关 键 词 ：抗日战争 政治 格局

一、

九一八事变,在中日两国历史上都是重大的历史分水岭事件.九一八事件爆发的1931年,中国正处于近代史上最为低迷的危急时刻.当时的中国分为三个政府,还有地方独立的政府,以及边陲地区（蒙古、新疆、西藏）实际上处于被外国幕后控制的局面.南京国民政府真正能够直接掌控的地区还不过是长江中下游几个省的地区而已.国民党内看,1928年东北“易帜”,奉系一夜成为中国内部仅次于的军政势力,于是造成粤系的极大不满.因此,在国民党高层内部对于是否应该制定约法、实施训政等问题爆发了激烈政争.国内情况看,1927年“清党”“分共”事件后,国共关系极度恶化,建立苏维埃政府独树一帜,与国民党的南京政府相对立.内外交困的局面使南京国民政府焦头烂额.主张先统一内部再抵抗外来侵略,所以日本侵华之初,国民党当局采取不抵抗方针,寄希望于事态不扩大情况下的外国调停,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二、

随着日本侵华过程的逐渐深入,中国的政治格局随之发生变化.1935年先后发表《八一宣言》和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批判,一方面又积极的争取联蒋抗日.在1936年9月8日给朱德、张国焘和任弼时三人的信中等领导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三月南京有人来接洽.我们提出一般的条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两次来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大体见以前给你们的电报.然而我们的联络代表又已出去向南京接洽,双方正式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问题,依情势看有成就之希望.” 这一时期还以个人名义向国民党高级领导人写信,如他在给张学良的信中写道：“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他希望由此能从国民党高层出现分化,促使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之后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共关系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拉开了序幕.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战争的冲击下,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民党当时处于执政党地位,抗战态度很积极,颁布了《抗战建国纲领》,设立国民参政会,承认中国和党派,发动民众运动,动员全国人民抗战,产生了积极影响,受到全国上下普遍赞同.1937年8月7日,刘湘、阎锡山、龙云、李宗仁等实力派在南京国防联席会议上一致表示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的态度均听从指挥和处置,国内党内各方态度达到空前统一.可见国民党的威望,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达到了其统治中国22年间的最高峰.

三、

国民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所取得的空前高度的政治地位并没有持续多久,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很快就从政治顶峰上滑下去.与此相反,中国的政治影响和地位迅速上升.究其原因,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对抗日和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政策有重大关系.

（一）国共两党的抗战路线不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采取的是抗日与反共并重的政策.抗战之初,因为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联共抗日是一种被迫之举.此时,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联共是抗日的一种需要.但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短期内结束战争是不可能的,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损失惨重而的军队在敌后抗战,力量迅速发展壮大使国民党惊恐不安.于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制定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制造军事“摩擦”事件等.

抗战爆发后,中国提出全面抗战路线,动员全国人民实行抗战,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如华北地区到1944年,八路军控制了137个县,日军感到“治安良好”的只有7个县,另有295个县市游击区.华北日军被迫承认：“对面的控制已不可能,只能考虑确保点线”,占领区“几乎到处都是共军活动”,“民心多倾向” .在华中地区,周佛海惊叹：“长江下游遍布新四军”.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中国坚信：“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义,必须坚持这种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动摇”. 所以,中国在坚持敌后抗战的同时,革命力量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壮大.

（二）国共两党的统治政策不同.中国实行了一系列、民生政策,深得民众拥护；而国民党压制,不关心民生,使国统区经济凋敝、衰败.这是两党地位逆向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抗日战争时期,想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就必须改变民众的生活境况.因此,在抗日根据地制定和实施了一套、民生政策.诸如：废除束缚人民的旧法令,建立民选的“三三制”政权,实行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经济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等,这些政策使得抗日根据地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国民党拒绝人民的要求,宣称在抗战时期不用强调,大搞专制,实行严密的保甲制度.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严密受到限制.整个国统区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抗战初期设立的体现民意的国民参政会,后来也形同虚设,成为国民党专权的机构.国民党的经济统制和粮食征购、征实、征借政策,资本的投机垄断和通货膨胀,极大的盘剥了民族工商业者和农民.国统区民生凋敝,人民生活困苦,对国民党离心离德.抗战后期,国统区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事件相继发生,国民党的威信一落千丈,在全国的统治江河日下.

四、

1944年,国共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联合政府实质是要改变国共原有的合作方式,促成权力的再分配.这标志着国共两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地位、角色的历史性转折.

1944年5月初,国共代表林伯渠、张治中、王世杰在西安会晤,重新开始了中断近一年的国共谈判.此次谈判以军队改编的数量为开端,以提出政治要求结束,与急剧动荡的局势有关.一方面是,西安谈判之际,日本大规模发动武装进攻,河南战役的失败使国共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谈判筹码也发生了变化.毛说：“现在胡宗南也有一部分军队调到河南去了,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的三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调整国共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美国对国共关系的干预.由于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节节失败,美国对蒋失去信心,美国先后派华莱士和史迪威参与中国事务.这时急需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来稳定战局以解除盟国的信任危机,但是随后衡阳陷落使其希望彻底落空.于是迅速对国共谈判做出了根本性的调整.8月17日,毛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设想.随后9月4日,延安指示林伯渠：“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召集国是会议,废除政治,指出：“这是我们对于实施政治的具体步骤和主张.” 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发言中,公开提出联合政府的要求,至此,关于政治的主张,提到了国民党面前.

抗战之初,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双方摒弃前嫌,联手合作抗日,取消了苏维埃政府,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战末期,随着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原有的合作基础和方式发生动摇.联合政府的性质,是对训政的政治否定,标志着中国政治主题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