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维度探析

摘 要：《实践论》超越了西方传统思辨哲学,实现了思辨哲学以概念为轴心框架到实践哲学以客观实践为轴心框架的彻底转变；超越了中国传统知行观,将认识论奠基于能动的革命的实践基础上.根植于中国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为落脚点,《实践论》实现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的民族化、时代化与大众化.

关 键 词 ：实践；认识；特殊背景；人民群众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043-02

《实践论》是根据中国特殊的实际情况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融会贯通而独立地提出来的创造性成果.的《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新,集中体现在其内容的独特性上.

一、《实践论》对西方传统思辨哲学的超越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57这一著名论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哲学与西方传统思辨哲学之间的根本区别.实践哲学从认识到实践,实践活动是奠基性的,理论活动依赖于实践活动并以改造客观世界为最终目的.认识所要关注的不仅是知识反映客观世界的真实程度,即理论智慧；更是认识所获得的结果对实践主体的实际意义,即实践智慧.用亚里士多德之说：“就是善于考虑自身的善以及有益之身”[2]120.而思辨哲学从概念到概念,概念王国有其自身运动的规则,统摄、演绎并解释包括自然、社会、历史和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现实生活与历史只是概念演绎与嬗变过程中的一个异在环节,只是观念逻辑的一种展现方式.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只停留于抽象的思维,现实的人的一切需要都只能通过虚构的方式来获得.思辨哲学满足于概念自身的融通,追求的是抽象的理论智慧而非具体的实践智慧.

《实践论》开篇,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就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3]349显然,研究认识问题的出发点是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从属关系.生产实践占据决定性地位,认识活动是次级的派生性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内在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是实践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绝不是涵盖宇宙万物高高在上的纯粹思辨.认识的最终目的不是囿于概念领域的词句式批判,而是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并对其进行“物质的批判”.并且,“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3]351认识的真理性取决于实践的检验而不可能先天具备自我赋予.至此,《实践论》打破了西方传统思辨哲学抽象思维至上的囹圄,于批判过程中实现了思辨哲学“作为哲学的哲学”,以概念为轴心框架到实践哲学“作为非哲学的哲学”,以客观实践为轴心框架的彻底转变,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同时,完成了认识论上的重大变革.

二、《实践论》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超越

总体说来,中国传统知行观中的“行”都是狭隘的和不科学的.这些“行”绝大多数都是根本没有超出主观认识范围的纯粹观念的活动,否认实践的直接现实性；不了解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停留在道德领域内,走不出应事接物的日常生活行为的范围.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即“知”“行”先后问题上,或是“知先行后”,认为人的“知”是先天存在生来就有的；或是“行先知后”,认为客观世界是人的认识的根源,但由于没有革命的批判的实践的观点,“知”只能是消极的被动的并且到达“致知”即告结束.而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或是感觉经验或是封建道德原则.

在《实践论》中批驳了中国传统知行观中的上述错误,明确指出实践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社会个体所进行的客观的现实的活动,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并随着实践活动的开展而不断扩展与深化.认识的最终目的是为改造世界的革命性实践怎么写作并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只能是能动的革命的实践.至此,《实践论》克服了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缺点,推陈出新,创造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新的知行观：“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阶段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3]351可见,《实践论》就是认识新事物和创造新事物的过程,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过程.而通过对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之间互动的过程性的强调来突出实践的奠基性地位这一方式,为深入理解认识与实践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增添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创新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三、《实践论》的立足点是中国的特殊国情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是对各种形态的国家都具有普遍指导作用的真理,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它的产生只能依赖于中国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与总结.《实践论》指出：马列主义不过是别国的实践的思想产物,“直接知识”在传播为“间接知识”,在移用到新的实践情境中时,必须重新接受新的实践检验.中国的本土化实践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源泉和基础.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在中国获得多大程度的应用与发展,它在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中国革命人民将其与中国特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致力创新的程度.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夺取最后胜利,是以为杰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对马列主义真理进行独创性运用与发展的结果.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中国革命模式不可能像王明等人所做的那样对十月革命模式机械性地生搬硬套.立足中国独特的生存境遇,创造性地制定出了一系列适应当时中国革命需要的斗争策略.“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去”；走“井冈山道路”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革命的主体力量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农民阶级为主体”；革命要想取得最后胜利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等,处处都深刻地体现出在坚持马列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对中国特殊国情的重视.总之,《实践论》立足于中国革命的斗争实际,认识并解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现实中错综复杂的矛盾,是中华民族的马克思主义. 四、《实践论》的着眼点是中国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实践论》中,通过对认识与实践辩证关系的阐述紧紧抓住并发展了这一精神.客观实际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认识也必须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化,认识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实践论》,扎根当时中国的客观实际与特殊时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与时俱进,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探索和解决时代实践的新问题中用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始终不落后于时代而保持勃勃生机,始终具有时代气息而保持青春活力.”[4]20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的是资本主义世界背景下如何找到未来新世界前行的现实道路,那么《实践论》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牢牢把握住中国所处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特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出适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可见,《实践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坚持与实践的结果.这种坚持与实践的精神也体现在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化中.比如,思想路线到实事求是、大同理想到最高纲领、尚贤思想到干部路线、民本思想到群众路线、中庸思想到反“左”防右等,均是顺应变化了的实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思想内容时代化的新创造.总之,《实践论》是中国特殊时代的理论,解决的是当时中国革命实践中遇到的新的具体问题,是应时代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成果.

五、《实践论》的落脚点是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来看,综观中国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实践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性著作,大众化必然是其始终坚持并践行的精神准则.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5]658只有坚持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其充满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武装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从而转化为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强大动力.

把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生活联系起来,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怎么写作于当前革命斗争的需要,使《实践论》通俗化、普及化和群众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并最终凝结成了中国人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