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意忘言”与“意义即”的语言哲学观理解

【摘 要】语言中与思维密切关联的意义问题,在语言哲学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语言哲学家,他所提出的“图形论”、“语言游戏”、“意义即使用”等学说对译学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和深刻的指导意义.翻译研究中的释意学派对于意义的研究,使其与语言哲学不谋而合.文章旨在从语言哲学的高度重新解读语言哲学中语用意义论与翻译过程、语用意义论与释意派理论及语用意义论与翻译忠实度的关联,以期为翻译理论研究及翻译理论教学提供新的方法及视角.

【关 键 词 】 语言哲学 语用意义论 翻译释意理论

本文为2011年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基于本土国际会议语料的职业化译员素养研究”（编号：11JK0405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 言

语言中与思维密切关联的意义问题,在语言哲学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由于人类语言能承载与思维紧密相关的意义（meaning）,人类的语言才具有对任何科学或学科来说都不能忽视的意义（significance）（刘宓庆,2001）.因此,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意义的问题历来都是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从洪堡特“语言是世界观”（转引自 陈嘉映,2003：1）,培根“语言控制着心智” （转引自 陈嘉映,2003：1）,以及我国古代庄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等名言中,我们皆可看到哲学家对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意义的关注由来已久.很多语言哲学家把意义理论视为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从意义的指称论（referential theory）到意义的观念论（ideational theory）,从行为主义的意义论（behiorist theory）到意义的使用论（use theory）,以及后来的成真条件理论（truth conditional theory）,语言哲学家们都关注了语言中“意义”这个存在于无形又无所不在的概念.

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语言哲学家.其早期思想的结晶《逻辑哲学论》及后期作品《哲学研究》已成为语言哲学的经典之作.前期的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研究是沿着弗雷格—罗素的人工语言学即形式化语言学发展轨迹进行的；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用学,提出了语用论意义观（Use Theory）,并引出了语言哲学中崭新观点—语言游戏观,认为意义存在于其应用中,即“意义即使用”.他所提出的“图形论”,“语言游戏”“意义即使用”（转引自 陈嘉映,2003：1）等学说备受翻译学研究的重视,对译学理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和深刻的指导意义.

翻译研究中释意学派对于意义在翻译过程中的研究,使其与语言哲学在一定角度上不谋而合.翻译学中的释意学派理论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创始人巴黎高翻著名学者塞莱斯科维奇基于多年的翻译实践与研究,提出了“脱离原语语言外壳”的翻译思路,即“得意忘言”.释意派理论认为翻译的目的应为传递意思,亦即交际意义；译者所译的东西应为篇章所传达的信息内容,是言语（亦即语言的使用）,而不是语言本身.

基于对“意义”的共同关注,释意学派的“得意忘言”与维特根斯坦的“语用意义论”在语言哲学层面不期而遇.本文旨在从语言哲学的高度重新解读语用意义论与翻译过程、语用意义论与释意派理论及语用意义论与翻译忠实度的关联,以期为翻译理论研究及翻译理论教学提供新的方法及视角.

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的基本内容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哲学思想主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前后期的哲学理论可以用其两本著作概括, 前期代表作为《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 - Philosophicus）,后期代表作为《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维特根斯坦在他后期的主要著作《哲学研究》这本书中,提出了“意义即使用”这一语言哲学的理论.这是一种功能论的意义理论,强调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在一定语境中所发挥出来的语用功能,并提出语言的意义在于对它的使用.总体来说,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意义理论的出发点

维特根斯坦从他前期的工具论和功能论出发,提出了后期的意义理论.他强调语言作为一种工具的实用性.意义理论主张：语言是人们各种语言游戏的工具,怎么写作于人们的交流.维特根斯坦并且还强调在这种交流中语言所发挥的功能,并且认为正是这种功能才赋予那些语言表达式以意义.

2.与意义相关的因素

提到意义,人们自然会想到“解释”等这样的字眼,所以与语词意义相关的第一个因素就是解释.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试图对某一个词的意义进行解释,而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意义是对意义的解释所解释的那种东西”,认为词的意义在于词的用法,对意义的解释恰恰解释得了词的用法,所以意义与解释密切相关.

意义除了与解释密切相关外,还与意指有关.但是,有别于其他一些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意义虽然和意指相关,但意义却不是一种在心理上进行意指的活动；意义也不是一种体验,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是通过人们对它的使用表现出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意义与语境的关系.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的意义在于其在一定的语境下被使用.他十分重视意义与语境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在后期,维特根斯坦把语言游戏看作是语言活动的基本形式,认为无论是语句还是语词都是在语言游戏中才获得意义的,即“语言即游戏”.

3.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意义观

笔者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意义观主要有两点：一是意义在于语词的使用中,即语用意义论；二是意义怎么写作于交流. 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无论语词还是语句,其功能都不在指称外部的对象和事实,而是在于交流过程中起作用.交流本身就是语言的基本功能,因此,维特根斯坦对于意义功能的定义也归结于其使用性.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在哲学中,‘我们实际上用这个词、这个句子作什么’这个问题不断带来富有价值的洞见”.（转引自 陈嘉映,2003：1）由此可见,语言的价值在于使用,在于构成讲话人与受话人之间意义沟通的桥梁.语用意义论由此产生,强调语言不是词句的简单排列,而是在语境中产生其功能的价值.“语言即使用”是《哲学研究》这本著作的一个核心思想. “意义即使用”对翻译的哲学启示

1.“意义即使用”于翻译过程

翻译过程中对于意义的准确把握是完成翻译活动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原语到译语转化过程中意义的完整保留是对于翻译的最基本要求.无论是笔译还是口译,译员都要对原文的意义进行解读、理解、转换,最后是译语产出.这一过程在传统意义上,被归纳为解码—转换—重新编码的思维过程.由于翻译活动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言语行为,既涉及意义的逻辑结构,又涉及语言的逻辑形式以及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样就引发了从语言哲学视角中探讨翻译意义的问题.刘宓庆在其《翻译与语言哲学》中强调了意义在翻译运作中的轴心作用（刘宓庆,2001）,并明确地分析了翻译过程中意义的转换过程,如图所示：

（摘自翻译与语言哲学,刘宓庆,2001）

由此可见,翻译过程始于对意义的理解,终于对意义重新表达,始终以意义为中心,“意义”贯穿于翻译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翻译的过程就是建立在对原文意义充分解构、理解并用译语表达原文意义的过程.显而易见,对于意义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是决定翻译过程成败的出发点.译者对于原文意义的不同解构、剖析和理解也会产出不同的译文.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鲁迅说：一部“红楼梦”,因读者眼光不同,就有不同的理解,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等” （转引自郑海凌,1998：6）因此,对于原文意义的准确把握就成了译者进行翻译工作的重要前提.而翻译研究中的释意派理论所提出的“脱离原语语言外壳”的理论就正好为译者提供了准确把握原文意义的方法.

2.“意义即使用”于释意理论

释意学派（le thorie de l’interprtation / the interpretive theory或the interpretative approach）又称“达意理论”（le thorie de sens / the theory of sense）,是20世纪60年代末产生于法国巴黎高翻的一个探讨翻译原理与教学的学派,其创始人为口译研究学者塞莱斯科维奇及勒代雷.该派认为翻译即释意；是译者通过语言符号和自己的认知补充对原文意思所作的一种解释；译者应追求的不是语言单位的对等,而是原文意思或效果的等值.塞莱斯科维奇在接受许钧教授专访时曾解释说：“翻译的对象不是语言,而是借助语言表达的意义.因为不同语言社团的人有共同的需求,他们交往的目的是互相理解,交换思想,或在不同的领域进行可能的合作.因此翻译的任务是传达交际意义,而语言只是理解意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转引自岳曼曼,2009）

释意派理论的核心是把语言意义（linguistic meaning）和非语言的意思（non-verbal sense）区分开来.译者所要传达的不是语言符号的意义,而是原文中所表达的非语言的意思.也就是说,意义的本质是交际者通过语言符号所传达的“意思”,而不是语言符号本身的意义.释意派理论还认为,句子意义是作者意图表述的内容,而不是作者所说内容的原因和结果.意义不是指脱离语境的字词或句子的含义,“意义包括内容和情感,意义不能脱离主题.语言知识同阅读和先前获得的只是结合之后产生意义.理解语篇不是理解独立的陈述句”（许钧,1998：195）这些观点与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词的意义存在于用法之中”有互通之处.由此可见,“语言即使用”的观点证明了释意派理论重视意义的正确性,这也正好说明了语言哲学对释意翻译理论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运作,翻译是从理解到表达的动态过程,而这个过程都发生在译者身上,基于意义在翻译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译者对于意义的把握便成为准确解读原文意义、正确以译语表达意义、从而完成翻译过程的关键所在.事实上,翻译就是译者与原文作者之间的对话,就是以语篇为相似度检测的一种意义呈现和解释行为.在语用意义论的指导下,为了准确地获取原文的意义,译者不仅要能做到脱离原语语言外壳,即不受原语字词及语法结构的限制来挖掘其真实含义,而且要有能力调动相关的先得知识来把握原文的意义,并在考虑到译文使用价值的基础上产出译文.这就对译者的认知能力和知识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员既要使用“脱离原语语言外壳”来准确获取意义,又要考虑译文的使用功能,做到双语转换与语言意义的功能性双重达标.

3.“意义即使用”于翻译标准

翻译的标准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翻译标准对于意义的忠实度要求却亘古不变.唐代贾公彦在《义疏》中对翻译的解释为：“译即易,谓易换言语使相解也”这里易即易换,翻译即是在保留意义相解的前提下对于语言形式的更换.传统翻译理论将翻译定义如下：“（翻译）是把原作者用原文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用译入语忠实再现出来的过程”,对翻译的标准也是从准确把握文本的意义出发,追求译语文本与原语文本的在意义基础上的全方位契合.无论是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的“案本而传”,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强调的都是译文对原作忠实的问题.但是,由于翻译是由多个环节、多重个体、多个层面构成的过程,意义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产生相对的变化.任何一种翻译,不管它多么拘泥原文,采用什么方法,都不会在“语言”层次与原文彻底相同,最忠实于字词的人也会不可避免地时而离开已建立的对应词.

其实,“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语言在被使用的过程中既可能由于语境的变化而产生内在的变化,也可能由于外在的因素产生外延的变化.特别是,翻译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思维和表达活动,牵涉多方面的关系,包括：主体与客体、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形式与内容等多项交错的复杂关系,而不是传统翻译理论简单的双语二元关系.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身份也是多重的,他既是读者、作者,同时也是再创造者、研究者.译作不可能完全忠实原作,这是由于语言的本质和翻译的本质决定的.翻译要跨越两种语言的阻碍,经历两次意义的转移和变化： 首先,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要在阅读中使用语言,亦即译者用自己的语言及相关知识解读原文,获取意义.译者要将意义从原文中挖掘出来,即上述提到的“脱离原语语言外壳”,这种被挖掘的意义并不等同于原语的意义,它与译者本身的认知能力、先验知识、心智素养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原文亦不是铁砧一块,还有许多空白点需要译者想象、解读和阐释.因此这种对于原文意义的解读就必然带有译者的主观色彩,难免与原文的意义有偏差之处.同一句话,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理解：同一个形象,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体会.因此,意义在第一次被译者作为读者使用时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其次,意义的第二次变化是译者在译文文本中使用语言,即译者用译文语言来重建原文意义.勒代雷在其《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中》转引了让·德利尔对于翻译过程的理解①“寻找最合适的表达形式实际上多少是通过有意识和潜意识思想在摸索中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译者认为不满意而摒弃的过渡解决方法既包括内容的统一,也包括形式的统一等我们可以发现,要表达的思想完全理解了就能有彻底自如的语言重新表达方法；相反,在另外的情况下,重新表达的路程十分艰苦；需要“引发”同样的近似,并试图更有意识地沿思想的曲线行进,以便启动机制,找到可以接受的意义对应词.”

由此可见,译语表达既体现了译者对于原语文本意义的把握,同时也是译者在此基础上的再创作过程.译者在用译语表达时,需要在心中与所预设的受众进行交流与对话,考虑译文读者的审美趣味和接受水平,这其中难免与原作有偏差,加之译者的认知图式、价值标准、先验知识、思维方式等都介入到作品解读的过程中,表达时又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所译文本就更难免打上主观色彩的烙印,造成译文意义与原文意义有偏差之处.此外,文化差异也会造成意义理解与使用的不同,客观上也会造成对原著的不忠实.对意义的动态分析皆说明了一个事实：完全的忠实原文对译者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对于翻译这种复杂的语言使用过程,意义更应该在其动态使用的过程中、在其所处的不同语境中得以正确客观的评价.运用语言哲学中的语用意义论对翻译标准的分析启示我们：翻译标准是相对的、变化的,而不是绝对的、静止的,更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

结 论

意义理论向来都是语言哲学的核心,多视角的意义理论探讨,有益无害.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跨学科研究,融合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神经学等多个学科.因此,不同视角对于翻译过程的解读必然为翻译研究带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翻译标准是相对的、变化的,而不是绝对的、也不是静止的.尽管这样的探讨并不能涵盖翻译意义论的全部内容,但是翻译理论与语言哲学的紧密联系却可见一斑.今后类似的探讨还可以从弗雷格的指称论、笛卡尔的观念论及皮尔士的指号论出发,进一步研究翻译意义论的哲学价值.

注释：

①Lederer,M.LatraductionAujourd’hui：leModeleInerpretatif[M].Paris：Hachette,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