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

2012年10月11日格林尼治时间11点,瑞典学院以“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传说、历史和现实融合于一炉”的理由,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莫言获奖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他的获奖,让围绕“中国作家何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种种猜测、争议、误会,甚至闹剧和笑话,总算有了一个了断.

中国作家和文学圈对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总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从鲁迅戏称之为“诺贝尔赏金”,并对当时中国作家群“围观”访华的第一位亚洲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以善意调侃,到围绕鲁迅、老舍等老一辈作家生前死后、五花八门、真检测难辨的“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传说,尽管有倨有恭,态度看似迥异,却无不表明这些文化人心目中,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何等重要的大事,追慕者固是毫不掩饰地艳羡,调侃者又何尝在心中真正将之“平常化”?

此番莫言能脱颖而出,固然与其勤勉的创作、大量的作品有关,但海外发行的普遍,和翻译水准的不俗,起到很大作用.莫言的《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早在1988年便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此后20多年里,其大部分作品陆续被翻译成英、法、西、德、瑞典、俄、日、韩等十多种语言,出版到几十个国家,其中美、英、法等出版大国几乎出版过其所有主要作品,而诺贝尔奖的“主场”瑞典,近年来也接连出版了3部之多.

除了海外发行数量、力度和翻译水平,作品是否“对口味”也很关键,莫言的作品在中国虽引起过许多争议,但不可否认,其故事、叙述和描查重复率法,是异文化的评判者很容易看懂、接受、欣赏,并将之视作“中国文化符号”的.

至于“作家的良心”或干脆说政治倾向,则更非获奖与否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百余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既有萨特这样激进的左翼,也有丘吉尔等公认的保守派；既有“体制内作家”,也有长期流亡异国他乡的异议人士.文学奖就是“文学的奖”,评判标准,自然只能是作家及其作品的水准、感染力和影响力,奢求其同时成为“创作伟人”和“道德完人”,显然是不现实的.

当然,当代文学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政治和现实,每个作家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同样,诺贝尔奖的评委们也会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作家、作品（这里丝毫没有贬义,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获奖者,本就是每个评委应有的权力和分内的工作）.问题在于,这种价值观、道德观和政治的取向对获奖人选结果的影响,是评委的特权和专利,而实在不关“围观者”什么事.

无论如何,莫言的获奖是一件好事,作为当代创作最勤勉、出版作品最多的中国“纯文学作家”之一,作为当代屈指可数、既能跻身文学殿堂又能确保一定出版发行量的中国作家,作为一名出身贫苦农村家庭、创作勤勉的努力作者,作为一个既为体制内所接受、又敢于对当代社会丑恶现象提出批评、针砭的文学人,作为当代中国在海外发行作品最多、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数量最多、获得外国文学奖项最多的作家之一,其工作、辛劳和贡献,理应获得尊重和认真评价.

莫言的获奖,不仅有助于世人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也有助于国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诺贝尔情结”,从期待中国人“破蛋”的焦躁,回归一份理应具有的、读者对待作家、作品和奖项的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