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何兆武先生以《上学记》为书名,书写他的口述自传.其中最让读者心向往之的一点是,那时的大学校园,和校门外的社会相比,真的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有哪些不一样呢

何先生很小的时候,就常常跟着大学生到天安门集会,经历的学生运动很多,包括一二九运动.当时,他二姐在北大化学系读书,是地下党一二九游行中被抓.过了两天,他父亲收到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信.信的大意是说,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把她保释出来.果然,没过几天人就放回来了.蒋梦麟当时身兼北大校长与教育部部长两职,属政府官员,公然出面保释学生.在当年,却属传统.此前的五四运动期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就是这样,学生被捕以后,他向政府提出赶快把学生放了,然后又带着教师和学生欢迎他们回来.

读蒋梦麟的《西潮》,我们知道,就个人观点来看,他是不赞成学生运动的.但是,不赞成是一回事,学生出事了要出面营救是另一回事.他身兼二职,比别人更明白,大学里的事情与大学外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这时,他政府官员的身份淡出,大学校长的身份亮出,保护学生才是他最重要的责任.

同样,蔡元培也是不赞成学生运动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学生因运动而被抓,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不理不管.

校长们之所以能够让大学与外面不一样,不是这些校长天生具有一手遮天的英雄情结,而是因为,比校长更大的角色,也能认可大学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大学是个不一样的地方,老师教书也就会变得不太一样.

在西南联大,教师在课堂上是自由的.讲什么,怎么讲,完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定要他们去遵循,甚至于削足以适履.于是,自成一家的课堂气氛就出现了：陈寅恪夹着一包书进课堂,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如数家珍地信口讲,一包书并不打开；雷海宗教学没底稿,上课连一个纸片也不带,可他记忆力惊人,学识渊博也惊人,一提起某个历史人物哪年生哪年死,某件事发生在哪一年,全都脱口而出：陈福田讲授《西洋小说史》,只从17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讲起,似乎挺没章法,可也没人干涉；向达教的是《印度史》,两个学期下来,只讲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完全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汤用彤好比哲学系里的历史学家；雷海宗仿佛是历史系里的哲学家等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活、看家本领,不受羁绊,尽情发挥,真有点诸子百家的味道.

即便讲授在今天看来有些敏感的政治,教师们也没有忌讳,还是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决不违背良知与学理.

讲授《政治思想史》的张奚若先生,从当时的政治倾向上看,他多少还是拥护国民党政权的,但他却把马克思著作当成一门学术来研究,在给学生开出的必读书中,就有马克思的《宣言》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针对有人喊“蒋委员长万岁”,他不止一次在课堂上大发感慨：“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而这也不犯禁,更不能证明他在替谁说话,立场有什么问题,有无政党背景.这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教师、学生都明白,政治学和政治是两码事,学校里的学术与校门外的政治是不一样的,没人会把两者混淆成一个东西,蛮不讲理地给你上纲上线. 教师能在课堂上自由发挥,受益的自然是学生.学生从老师的自由发挥中.不仅能获得书本以外的知识,更能获得思想的启迪与精神的陶冶.因此,那时的学生也与今天的学生不一样.何先生顺手拈来几件小事,读来颇耐人寻味.

有一次,他看到物理系的两位大才子,杨振宁与黄昆在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说看了.黄又问,你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一个物理系的在校学生,评价当代物理学界大宗师的文章,就像评价一位同行的文章.杨振宁以后成为世界级物理学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由此也可看出端倪.理学院有位姓熊的同学,上周培源的《力学》课,每次下课就跟周先生站在院子里辩论,周先生说他根本就没有听懂,可他还是不依不饶地辩下去,引来很多同学驻足观看,都成了校园一景.还有一位数学系的学生,在一次考试中,用了一种新方法解题,老师认为他做错了,他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证明自己没有错,真是特立独行,戛戛独造,决不放弃独立的内心世界而随波逐流.

这些年,不断有人写文章,怀念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北大、清华,怀念物质条件那么差的西南联大.人们怀念的是什么呢怀念的是大学和外面的不一样.对今天的大学来说,从办学条件上,从政府对学校的关心上,都是那时的大学所不能比的,但人们对今天的大学,总有那么多的不满意.不满意在哪里呢我以为,不满意在现今的大学在某些该不一样的地方和外面太一样了.

(摘自《山西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