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社会,才有社会治理

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根本没有社会这个东西.”不过,就在上个星期,美国的明星学者迈克尔·桑德尔教授来到我所在的大学做了一次演讲,用他那招牌式的互动方式,桑德尔技巧娴熟地将坐满一个大礼堂的听众引导向他的基础论点：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意即经济应该市场化,但社会不能市场化）.

可见,怎样看待“社会”,一直是政治争论的主题之一,也是学术争论的主题之一.当年撒切尔的政治目标,是要改革乃至取消英国的许多社会福利项目.而桑德尔的目标,则是要论证：市场有边界,边界之外是社会.社会有自己独立的正义原则,不受市场交易原则的侵犯.因此,按市场交易原则来看,一个人换iPhone,是他的决策自由.但是按社会原则来看,这种“交易”很可能是不道德的,应该被禁止.

之所以说“很可能”而不说“肯定”,是因为这里的确产生复杂争议.若不是足够复杂,教授也没有饭碗.但是让我们暂且放一放这种复杂性,先来讨论一个话题,即社会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它的第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就是承认了存在着“社会”这个东西.若像撒切尔所言,根本没有社会这个东西,那还谈什么“社会治理”?更值得注意的是“治理”这个词.此前,重要文件中谈及社会问题时,所用的标准概念是“社会管理”.检测如我们相信,文件中的每一个词都是认真的,那就要问,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有分别么?

在理论上是有分别的.“管理”是指一种等级式的权力结构,管理者在上,被管理者在下.“领导在上我在下,你说咋干就咋干”.这种敬酒的段子之所以流行,并让人在哈哈大笑中品味各种意味深长,就是因为先有这种上下结构存在.但是“治理”则是指一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既然是平等的合作,就不能靠强硬指令,而只能靠协商.

不过,目测公众舆论与官场反应,似乎不太在意到“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分别.毕竟,一般的社会用语中,这两个词常常是混用的.由此来看,“社会治理”这个词,包含一种“战略性模糊”,一方面容纳原来一直存在的混用,另一方面又给出加以精细区别的新空间.

没有新空间就没有创新.检测如传统的由政府自上而下加以管控的方式有效,那么,坚持原有的维稳做法就好了.检测如政府主导、大项目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有效,那就继续做下去好了.问题在于,高压式的维稳管控之后,大跃进式的经济发展之后,预期中的普遍健康、幸福、安全、公正并没有达到.因此,提出社会治理,其最积极的涵义,就是要反思原有管理模式.

最近媒体上报道了北京“井下住人”的新闻,有关部门坐不住了,赶紧将井口封死.很明显,对于暴露出来的问题,政府没有办法解决.在管理的概念下,他们能做的是先避免在自己的地头产生麻烦与责任问题.同样明显,市场也解决不了,北京的房价太高了.也许唯一的办法是,最好不知情,便可不同情.

然而我们终究已经知道,孩子在上学途中看到井盖,会想起住在井下的爸爸.总有一种不忍之心使许多人眼眶含泪,总有一种良知与教养使舆论要求正视问题.而说到底,就是有没有一种非政府的、非市场的方式,为较弱人群进入城市,合法而自由地谋生提供人道支持.

我所在的大学里,有一群来上课充电的白领,他们试图开发一种手机应用软件,为空巢老人找到匹配的社会怎么写作.他们要在慈善机构或捐款人、、设计人员、社工与志愿者以及管理部门之间反复磨合,寻找最佳契合点.这是一个社会与市场的混合过程.倡议者希望发展基于志愿行动的社会怎么写作,同时也发展可持续的商业运行模式.这里会有很多不确定性,会有很多争议,很多风险.但是,成功的希望来自于年轻人的社会想象力与行动力,其中蕴含了社会治理创新的萌芽,即创造性地聚合社会资源,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引导社会良序,达到社会良治.

以积极态度对待各种社会试验,鼓励暴露社会问题,激励解决问题的社会活力.所有这些,是“社会治理”概念下,政府最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