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进城”母题的文化解读

“乡下人进城”由来就是一个丰富的话题,它“把现代社会人的空间转移引出的诸种可能性都包含在内”（1）,已经成为底层叙述中最庞大的一支.从上个世纪初潘训心《乡心》中的阿贵、老舍《骆驼祥子》中的祥子、王统照《山雨》中的奚大有等“城市外来者”的奋斗, 80年代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的被迫还乡,本世纪初尤凤伟《泥鳅》中的国瑞、铁凝《谁能让我害羞》中的送水少年等人的城市遭遇,“乡下人”不断地向城市进攻,不断失败.“乡下人进了城,个人的横向的空间经验转移与纵向的历史身份变化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农民式的坚忍与难以承受的境遇之间的张力成了小说叙事的一个巨大情感、精神领域.”（2）在当下语境中“乡下人进城”,主要聚焦于对现代性社会结构转型过程的审视,对时代变迁下的城与乡之间的对立与融合、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之间的较量以及由此引发的与价值危机的思考.

阎连科的中短篇小说《柳乡长》以椿树村为叙事空间,从权力视角讲述了一个关于“乡下人进城”的故事.柳乡长接管了无药可救的穷村――椿树村,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他用“断肠草”来以毒攻毒,将全村的青年男女赶到城市里,用最原始的资本与手段对城市的资本进行掠夺与转移,从而获取政绩.而掠夺者以物质充斥了乡村之后,“现代”取代了乡村原有的特质,传统的道德在物质面前溃不成军.乡村的本质被转移过来的城市资本涂抹得面目全非,在“掠夺”的背后完成了本质上的“被掠夺”.

一、 槐花：我们为什么要进城?

等放下镰刀／放下锄头／别了小儿／别了老娘／卖了猪羊／荒了田地／离了婚／我们进城去

我们进城去／我们要进城／我们进城干什么／进了城再说等――谢湘南《在对列车漫长等待中听到的一支歌》

不同于以往的叙述,《柳乡长》对“乡下人进城”的写作已经由写实主义进入寓言化写作阶段.相对于以往的进城故事,它是一种承接,在接着写的过程中体现出不同于前文本的时代印迹；相对于同时期的同主题文本,它是一种概括性的写作,文本里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却可以倒映出所有互文本的影子.在文本的表层,不再刻意描写乡下人进城的种种实体性遭遇,而是开始对“进城”的原因进行探究.

开头是一段间接引语：

乡长这个人哟,儿哩,说好着去县上向新来的县委书记汇报乡里的工作呢,可是,可是到了半途却又猛地打道了,折身返着了,说为了全乡人民哟,我不能丢下工作去见一个县委书记去,要拜呢,也该去拜我那柏树乡的人民哩.

去拜哪个人民呢?

去拜椿树村叫槐花的姑娘了.

槐花是干啥儿哩?

原是在九都市里做鸡儿那种营生呢.（3）

一个极有讽刺意味的开头,由两个人的对话指出两个中心人物――柳乡长与槐花,也指出两层关系――表层的是乡长与人民,隐层的是乡长与.乡长不见给他考评政绩的县委书记,却去见“原在九都市里做鸡儿”的人民――槐花.槐花是椿树村里进城青年的一名,也是“最有成就”的一名,她是柳乡长树立的致富“模范”.而就整体的文本而言,槐花不再是个体女性的称谓,而是所有进城者的集体称谓,完全可以在表层与深层意义上与柳乡长所说的“人民”重合.

柳乡长的“人民”是怎样进的城?是几年前被柳乡长以市里来招工的名义骗到城里去的,而且进城一条不归路,因为“乡长下了车,给每个椿树村的人发了一张盖有乡里公章的空白介绍信,说你们想咋儿填就咋儿填吧,想在这市里干啥你们就去找啥儿工作吧等总而言之哦,哪怕女的做了鸡,男的当了鸭,哪怕用自家舌头去帮着人家城里的人擦屁股,也不准回到村里去.”（4）柳乡长把这些人丢在城市里,“像做爹的扔了媳妇野生的孩娃样,像把一群羔羊扔在荒茫茫的干草野坡样”（5）,不管不顾.

柳乡长让槐花们进城,表层原因是椿树村的“穷”让人震撼.“家家都草房泥屋的椿树村”,白天里村民们到“下沟几里地去挑食水”,夜里家家点着的“一摇一晃的煤油灯”.这种与“现代”完全搭不上边的生活,表明了椿树村人的底层命运及男耕女织的传统农耕状态.对于习惯了贫穷,从未见识过现代生活的村民来说,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理所应当的状态,习惯贫穷就是习惯生活.而这对柳乡长来说绝不是一件好事.作为乡村政权实体的代言人,乡长是基层行政长官,需要完成国家下达的种种“硬指标任务”与“软指标任务”,能够超额完成任务的话,便可以得到政府赋予的更大权力,比如职位的升迁,反之则会被政权淘汰. 柳乡长之所以要槐花们“进城”,其中奥妙就在此处,即以“政绩”来维护甚至获取更高的职位与权力.

而柳乡长能让村民们进城,也是由于其身份原因.柳乡长接受任命之后,对椿树村的实地考察与关心,都表现出一个传统父母官的标准样板,得到村民的信任与依赖,取代传统社会中的族长权威,成为一个新的“家长”.如果说乡长需要按政策行事,一切按规定来办事,那么“家长”对家族的统治则是一种的、绝对的、不容辩驳的,即使是错的,连哄带骗的,家庭的成员也要服从.这两重身份往往是冲突的,却又能在柳乡长身上转换自如.正如上文提到的,柳乡长先是凭借政权,以政策的方式将村民们骗到“几百里外九都市火车站旁的一个角落里”,然后换上家长的面孔,“像做爹”的丢掉野孩子,像牧羊人丢掉“一群羔羊”.

这种丢弃在本质上是一种“放逐”.圣经上说,人类原是上帝的羔羊,由于本身的原罪而被上帝放逐到人间来受苦.在文本中,槐花们进城也是由于他们的“原罪”――与生俱来的穷,无法自救的穷.与传统的价值中心相对,“现代社会是以科学性、合理性、世俗性、经验性和进步性为特征的”（6）,这指明了现代性本质是功利的,非人性的.在这种语境下,“穷”成为一种罪过,人们只有选择富的权利,不能沦落为“穷人”,一旦成为穷人,便作为弱势群体而遭到社会的抛弃.那么,负罪的“羔羊”们被要求赎罪,其方式就是被放逐到他们所不了解的异质文明――城市去获取财富,拯救椿树村的穷.

那么,“槐花们”进城,其目的不同于祥子、高加林等人,想要在城市里获得个人生存的空间与个人的身份认同,由“城市外来者”变成一个“城市人”,而是带着被“现代化”判的原罪,被放逐到城市来赎罪.这种进城是非自愿的,是被强势文化与强势政权逼迫的,是“人治”与“现代化”合谋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柳乡长》中的“进城”模式,是一个承文本,是对上个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小说中“乡下人进城”模式的深化而不是模仿.槐花们进城,不是为了获得个人的身份认同,其目的获取城市里的经济资本.而获得资本的手段,在前文本里经过祥子、阿贵、甚至高加林等人的验证,脚踏实地地在城市的角落里耕耘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他们拥有的资本――无论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还是文化资本都是脆弱的,在短时间内是绝不可能与现代城市文明抗衡的.槐花们在城市里“男盗女娼”的命运,在被送到火车站之前,其实已经被决定了.而“乡下人进城”所遭遇的这种命运,在当下众多的以“乡下人进城”为母题书写的文本里面都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个案,如孙惠芳《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和《民工》、尤凤伟《泥鳅》、铁凝《谁能让我害羞》、刘庆邦《家园何处》、乔叶《我是真的热爱你》和《紫蔷薇影楼》、吴玄《发廊》、邵丽《明惠的圣诞》等.《柳乡长》中槐花们的命运,正是对这些个案作了综合性的叙述,因此它可以被看做是“乡下人进城”叙事的一个总文本.

二、城市：乡下人的异度空间

农民是一种身份/不是一种职业/这是我们大地的怪胎/乡村和城市畸形疯长/要选择/意味着你还没有出生

――陈勇《农民―― 献给秦晖教授》

《柳乡长》将视角始终停留在椿树村,对其短短几年来的变化作了深刻的对比.在槐花们进城前,椿树村既没通车也没有通电,行走与吃喝都成问题,而现在呢?

日光像文火一样暖在山梁上,椿树村就显摆摆地展在那明晃晃的日光下,像一个巨大的、检测样的村落的模型儿摆在山腰间.说是检测儿哩,可又的确确着是真的,各家的房子是可以看到的,门楼和墙是可以摸着的,街上的老人和孩娃,是可以随意儿问东说西的.（7）

这段话并没有具体地描绘出椿树村的实体面貌,而是用“真”与“检测”来进行对村落的评价.“像一个巨大的、检测样的村落的模型儿摆在山腰间”,“检测”在哪里?新起的楼房门楼就有“一丈八”,楼外镶的瓷砖在省城写回来的,而且“那瓷砖是坐轮船、搭从外国弄进省城的”.（8）槐花家则更为奢华,“像一座新式儿的庙院出现在村落正,一亩地,坐西向东竖着一栋三层的楼,楼房的砖都是半青半灰的仿古色,窗子孝是如木雕一样的钢花儿,钢花中还不时地镶着一些红铜和黄铜,像花叶里边的样.院墙呢,因为有铁艺,就成了城里公园的围墙了,墙下又都种了花,种了草,虽然是冬季,可那本就长不高的地龙柏和卧塔松,还有本就四季碧翠的冬青树,就在那黄苍苍的冬日里缀下了许多蓝绿色.”（9）家里的瓷砖不仅仅是用船从国外运回来的,还转乘过飞机,更为高级一些.槐花家的现代化,让全乡的村长干部们“都呆住了,在黑鸦鸦的一片人头下,满是一张张愕愕着的脸,愕了半晌儿,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话来,只有一声又一声的‘哎哟’、‘哎呀’、‘天呀’的被嗓子压住的惊叹儿”（10）.也许让人惊叹的不仅仅是槐花的家,更是现代城市的物质文明.尽管小说中很少或者基本上没有对城市文明景象的描写,而椿树村的现代化明显就是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复印与抄袭.

“在以往,中国社会的轴心和中国文化的轴心乃是乡村,典型的农夫生活往往跟城市绝缘甚至从未见过城市而保持到最后,但每个城市人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跟乡村存在直接关系”（11）.同时,在传统中国或者说在整个人类史上,“城的起源都不是因为工商业的需要,首先是军事需要,次而由军事需要演变为政治需要,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这种军政性质”（12）.中国的现代性转变真正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其主要表现是“由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或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性社会的转变”（13）.城市不再仅作为军政需要而存在,而是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力,率先开始“现代化进程”,而乡村仍停留在前现代.城乡的对立势态及城市的快速现代化,完全是由于政策重心的偏移以及在此过程中对农村利益的损害所产生的.因此,在现代功利性的指引下,城与乡两个异质的空间展开的是对资本的争夺,而争夺的条件,是以它们各自已有的资本为基础的.

按法国学者布迪厄的说法,资本不仅仅是指经济资本,至少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三个最基本的类型.“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可以合称为象征资本,它们往往不具有物质资本那样的可触摸性,但在社会支配与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同样十分重要.等它所起到的作用是掩盖统治阶级的经济统治,并通过表明社会地位的本质以及使之自然化,而使社会等级制合法化.”（14）布迪厄认为,这些不同类型的资本不仅可以相互交换与转化,而且资本与资本之间还有强弱之分.毫无疑问,城市的各种资本都要比乡村的资本强势,可以说,城市在各方面的高高在上,已经成为乡村不敢奢望的高峰,是弱势象征资本下不敢尝试的“异度空间”.

而在一个以“现代化”为共同目标的游戏下,城市对乡村的侵略是先在的、合法的、隐性的、长期的,这个领跑者永远在乡村面前拿走了最好的资源.在“乡下人进城”的不断尝试中,残酷的现实让乡下人开始明白,在这场并非势均力敌的现代战争中,如果进行正常的较量,这就是他们的必输之战.因为“决定一个人在游戏空间中的地位与游戏策略的不只是他（她）拥有资本的数量,而且还要看他（她）拥有什么性质的资本以及这种资本在特定时间中的比值或兑换率.”（15）在这场被迫卷入的战争中,面对城市的合法侵略与强势资本,乡下人基本也是没有任何可以翻本的资本,除了投降就是挣扎.而彻底的投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被允许的,之前我们已经阐述过“穷”已经是一种罪,乡下人在政治权力的干涉与现代化的侵略下,已经没有选择继续贫穷的权利了.

于是,“乡下人”百折不回地再次进城,“原来在九都给人家垒鸡窝、砌灶房的小工儿,转眼间他就变成了包工头儿了,名片上也印着经理的字样了.原来在理发馆给人家做下手的,入了夜里要去侍奉男人的姑娘呢,一转身,她就是理发馆里妖艳艳的老板了.侍奉男人的就轮到别的姑娘了,事情就这样轻易哩,把椿树村的人赶鸭样都赶到城里去,三年后村里就有些城里模样了”（16）.在文本中,城市的侵略性隐去,聚集于乡下人是如何利用自身最原始的资本来对抗那些本身不平等的象征资本与经济资本,并通过这种原始的资本掠夺而使椿树村成为现代城市物质文明的复制品.在表层看来,在柳乡长与槐花们的努力下,贫穷村落成功地被纳入了现代化的轨道,成为现代农村的典范,而实际上这显示出的是现代城市文明强大的辐射功能,它不仅使作为边缘文化的农村在经济上、政治上附属于城市,而且也使农村变成城市文化的“殖民地”.而这个“殖民地”骨子里的前现代性,使得椿树村在现代化的初始生长中更像“一个巨大的、检测样的村落的模型儿”摆在村落聚集之中,成为一个非城非村的此在.

现代化的实现,决不是这么轻易的一个过程,“真”与“检测”的乡村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本质的隔膜.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抗,并没有真正被消解.

三、传统：被拯救还是沦陷?

传统与现代是水火不相容的,前者代表着人性,而后者代表着非人性.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间的冲突正好代表着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不易消解.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

在离开乡村之后,柳乡长敢说“哪怕女的做了鸡,男的当了鸭,哪怕用自家舌头去帮着人家城里的人擦屁股,也不准回到村里去.”但在乡村仍然没有人敢公然地指出槐花们在城市通过“男盗女娼”致富的事实.反之,槐花们所带回来的资本是通过传统下所能接受的解释而变得“合法化”的.

在开现场会的过程中,邻村的干部们向村民询问进城的“孩娃”在九都市干啥时,回答是通过蹬三轮车而成为运输队的老板,将财产的来源洗得清清白白,既合法,也非常符合传统的勤劳致富原则.“送货竟送出个车队来,蹬三轮车竟蹬成一个老板儿.人家没说自家孩娃原是在九都城里做过贼,偷车子几次被送回过槐树乡,人家说孩娃吃苦呢,原是城里的三轮车夫哩.虽然这车夫和老板儿那天壤的虽处让人有着疑等”（17）至于做了“鸡儿”的槐花则被柳乡长树为典范,柳乡长在其他村的干部面前号召向槐花学习,从政治上提高槐花的地位：“她不光把自己的妹妹从椿树村里带了出去了,还把同村、邻村的好多小伙、姑娘带了出去了.一帮一,一对儿富；十帮十,一片儿富――这就是我们要走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呢,就是我们日常间说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精神哩.”（18）这话虽然听起来有些讽刺意味,但对乡村的“现代化”来说确实也是指明了一个方向.

对于槐花所从事的行业,柳乡长也是避重就轻,在虚实相生相地洗清了槐花的“案底”,“你们说,你们村有谁像槐花姑娘那样能干哩?你们知道不知道?槐花刚到九都才是一个理发店怎么写作员,专门把腰弓着在地上扫头发,给洗头的男人、女人倒热水.有一次,她把有些热的水浇在一个女人头上去,那女人一口痰就吐在了槐花脸上了；还有一次扫头发,扫到一个男人鞋里了,那男人硬是让她趴在地上用舌头把他的皮鞋舔了舔等”（19）这番有血有肉的叙述让人们感受到了城市对乡下外来者的压迫,也能感受到槐花创业的艰难,从表层上看是使槐花的奋斗与收获“合法化”了,但其中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也会让人思量.处于共同的困境中的乡下人,也许早就心知肚明,只是说的人、听的人一相情愿地在共同生活的传统乡村中将它“合法化”.

而表面上承认其“合法化”不代表内心的认同,甚至整件事情的主谋――柳乡长本人在内心深处是绝不认同的.在给槐花立碑之后,众人散去,柳乡长“睁开眼,望望西去了的白色,望望空旷的田野,望望身后静了下来的椿树村,最后把目光落在了为槐花树的碑上去,看着那刻上去的海碗大的七个字：学习槐花好榜样.盯着那字看了好一会儿,柳乡长忽然朝那碑前吐了一口痰,就像三年前他去九都市里领那些脱了衣裳的姑娘时,那在他面前吐了一口恶痰一模样”（20）.这一口痰想来是不仅仅吐给槐花的,也是吐给自己的,他吐在了自己主张树的碑面前.反过来想,柳乡长何尝不也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牺牲者?槐花们牺牲的是青春与身体,而作为一位拥有强势象征资本、可以呼风唤雨的乡村“土皇帝”,他牺牲的是他生而俱有、作为本质而存在的传统道德.

从文化对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现代对传统的征服之战.但如果从传统本身来看,这种改变似乎更具积极意义一些.希尔斯在《论传统》中谈到传统变迁的内部因素时,作了如下阐述：“传统得以存在,是企图摆脱它的有限能力和力图继续保留它的愿望的双重作用的结果.人类社会保存了许多他们所继承的东西,这不是因为人们热爱这些东西,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就不能生存下去.等传统是不可或缺的； 同时它们也很少是完美的.传统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人们要改变它们.等当一项传统处于一种新的情况时,人们便可以感受到原先隐藏着新的可能性.”（21）这里面谈到了三个问题：一是传统就是在与现代的两极对抗中得以存在的；二是传统不可少,却并不代表着它是完美的；三是基于传统本身的不完美性,其本身就隐藏着改变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在表层的新旧文化传统中可以窥见传统是一种生存的必需品,在其适应的时代,如传统中国,儒家道德给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带来了可以生存与发展的人伦秩序,并使之维持几千年.而在现代的工业化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的那些只适应“礼俗社会”的部分,甚至包括道理,都已经成为社会转型中的强大阻力.也就是说,柳乡长与槐花们所面对的所选择的“现代化”之旅,虽然与以“法理”为主导文化的城市和以“礼俗”为主导的乡村都有抵触之处,而其选择就代表了一种乡村想要融入现代化进程之中,不愿被淘汰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柳乡长与槐花们既是城市资本的乡下掠夺者,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祭品”.他们殊途而同归,就如小说在结尾处意味深长、余韵绕梁的叙述,“槐花脸上的羞红淡去了,恢复了她的白嫩白润了,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柳乡长,像看着一个自家不太熟的哥.柳乡长呢,也那么静静地望着槐花,像望着一位自家不太熟的妹,望着望着呢,槐花在柳乡长眼前便有模糊了,漂亮得成了真的莲花,真的牡丹了.”（22）

由此看来,在传统与现代的对抗中,无论是处于强势还是弱势地位,人都必定成为二者争斗的祭品.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本质是永恒的,现代生于传统的薄弱处而必须摆脱传统,人生在现代却无法摆脱传统的束缚.而单就传统而言,与其说它在拯救中沦陷,毋宁说它在沦陷中被拯救.

《柳乡长》作为当下“乡下人进城”母题中特定类型的总文本,从“乡下人”进城的原因开始挖掘现代城市文明与传统乡村文化的对抗,试图来展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的侵略性与乡村道德的沦陷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失范,也意在强调一种体制的建立,有着深远的探索性意义.

无论是乡下人与城市人的对抗,还是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争夺,抑或是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耕文明的征服,在这个历史的当下,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能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与评价.槐花们与传统文化,究竟是在拯救中沦陷,还是在沦陷中获救?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此,作为当下“乡下人进城”的概括性文本,《柳乡长》对“乡下人进城”的叙述有着阶段性总结的意义,同时所具有的丰富文化内涵,使之具有了文学史意义.

注释：

（1）（2）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第107页,第107~108页.

（3）（4）（5）阎连科：《柳乡长》,《上海文学》2004年第8期,第102页,第103页,第103~104页.

（6）[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7）（8）（9）（10）阎连科：《柳乡长》,《上海文学》,2004年第8期,第105页,第106页.

（11）（12）李洁非：《城市文学之崛起：社会和文学背景》,《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第38页,第40页.

（13）郑杭生等：《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14）（15）陈立旭：《都市文化与都市精神：中外城市文化比较》,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第8页.

（16）（17）（18）（19）（20）阎连科：《柳乡长》,《上海文学》2004年第8期,第105页,第106页,第107页,第108页.

（21）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

（22）《柳乡长》,《上海文学》2004年第8期,第108页.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