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人的文化品格

自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学人对于中国人文化品格的分析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曾对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总结了十点,它们是：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熟老到.林语堂先生则把中国人的文化品格概括为十五点：稳健、单纯、酷爱自然、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多生多育、勤劳、节俭、热爱家庭生活、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耽于声色.梁漱溟先生、林语堂先生对于中国人文化品格的分析是他们进一步阐释中国文化的基础,但仔细分析起来,梁漱溟先生的10点与林语堂先生的15点内容大致相同,而且都是从农耕文明与文化品格形成关系的角度展开的,所言各个特征都可以说是农耕文明直接或者间接的导出物.冯天瑜先生在其《中华文化史》中对中国人的文化品格也有一个概括,他把务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尚农重农、集权与民本相反相成以及安土乐天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他的立论也主要是从农耕文明的角度进行的.

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文明的范围尽管在不断扩张和变动,但主要还是以黄河中下游为基本依据,或者说以中原为基本依据,以上三位先生在对中国人文化品格分析时,显然也是把中原人作为最主要的关照对象,射生饮血、彪悍粗犷的中国草原民族并不是他们关注的主要对象.因此,以上三位先生对于中国人文化品格的分析结论,与其说适合于中国人,倒不如说更适合于中原人.这或者说是三位文化研究者的一种偏失.

三位先生对于中原人文化品格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不能不说全面、精到、深刻,但如果把农耕文明作为唯一的分析依据,恐怕是不合适的,尤其对于中原人,影响其文化品格形成的因素除了农耕文明作为经济基础外,政治中心的影响力也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我们知道,影响文化品格乃至文化形成的因素除了经济或者说生产方式之外,政治的影响力并不亚于经济的影响.中原人保守、务实、中庸等文化品格基本上是农耕文明影响的结果,但必须注意到,中原长期作为政治中心的独特历史背景一方面不断强化了中原人的上述品格,另一方面又促成了一些新的价值观念的诞生.

从距今5000余年的传说时始,直到宋代,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一直处在中华民族的前列.经济的进步直接推动了以中原为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的形成.从夏商到两宋,中国古都尽管迁徙频繁,但都城的位置基本上都在中原地区,并且形成了几个相当集中的古都密集区：其一是豫中,位于今登封、新郑、新密、荥阳、郑州、许昌区域内,这里有夏、商（早商）、管、郑、韩等多次为都,历时达千年之久.其二为豫西,位于今洛阳、三门峡、偃师、巩义一线,历史上先后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定都或迁都于此,时间长达1500多年.其三是豫北,包括今天安阳、濮阳一带,有殷商、卫、曹魏、后赵、前燕、东魏、北齐等朝代多次为都.其四是豫东,包括今天的开封、淮阳、商丘等地,历史上有梁、陈、蔡、后梁、后晋、北周、北宋、金等朝在这里建都.历史上都城所在地,常常是政治、经济、文化多重中心.从文化上讲,它必然是一个王朝的文化孵化场和文化的策源地；由于文化精英汇集都城,文化的创造力也必将远远超越地方,加之得到集权社会政治、经济强有力的支持,政治中心的文化势必广布各地,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处在这样区域中的中原人不可避免地会感受到其它任何地方人们都无法感受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影响,这些影响对于中原人文化品格的塑造是至关重要的.

长期生活在都城或都城群集的中原地区,中原人塑成一些特有的文化品格.首先,多重中心的优越感会进一步强化他们的文化优越意识,养成或俯视、或包容其它文化的心理趋势,形成傲岸或者宽容的文化品格.至少在北宋以前中原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先进性的代表,而宋元明清文化也不过是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展扩,这是深印在中原人脑海中的观念,并由此形成了稳固的文化心垒和强烈的本位文化意识.拥有这种观念的中原人在对待其他地域文化时,很自然会出现两种倾向：傲岸或者宽容.政治中心人们傲岸的心理趋向是人类的普遍心理现象,不必作更多解释,而后者实际上是前者的延伸和补充,当外来文化纷至沓来时,可以全盘接收,可以把儒、释、道合而为一,一个人也可以同时信奉多种宗教,但骨子里实际上还是“以我为中心”的傲岸.中原文化难以完成质的飞跃,与此不无关系.第二,“大一统”是中国封建政治的基本模式,封建政治中心是“大一统”政治的心脏,受“大一统”政治环境的浸淫,养成了中原人天下一统的国家观.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尽管时有分裂,但统一是主旋律.统一是一种政治表现,更是一种文化表现.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实质上就是统一于中原文化,或者在中原完成统一,这是中原地缘优势和文化优势促成的.中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种“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中原人热衷统一,反对分裂的国家观正是这种文化浸淫的结果.

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君本民本对立统一的政治模式养成了中原人尊君厚生的政治观.中原作为历代封建集权王朝的政治中心,也是封建政治教化着力深耕的地方,在专制主义教化中,中原人的思想深处充满崇君意识.崇君,既是政治的必需,也是生活的必需.但是,在中原地区频繁上演的王朝兴衰也时时强化着中原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意识,“得民心者得天下”与“得中原者得天下”一样是中原人基本的政治逻辑.

第四,集权时代权力至上,严密的等级存在培养了中原人崇尚权力、权威的官本位风气.集权时代构成了尊卑有序的等级结构,生活在等级结构中的人们各有各的等级定位,不得僭越.于是,他们很自然地养成了浓重的官本位思想,官阶成了他们评价人生价值的标尺,其影响之深,至今未改.

第五,政治倾向明显,常常是政治运动的急先锋.作为传统政治中心和宣教中心,中原人直接沐浴在传统政治的教化中,他们不得不时时走在政治运动的前列,由于深受政治的影响,中原人在经济上持守“中庸”,甚至缺乏经济观念,但在政治上高度敏感,他们热衷政治,他们是自觉不自觉的政治的狂热追捧者,为了保持与执政者的高度一致,他们往往是政治运动中的左派,这应是现代史上,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原地区出现不少政治极端事件的深层原因.

第六,崇尚事物形制的高大.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不仅表现在政治秩序中,也表现在事物的规制上,政治中心与非政治中心事物的规制都有严格的规定,如《左传》所言：“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左传鲁隐公元年》）长期目染于帝都的规制,他们对于事物的尺寸如同对于政治一样敏感,他们崇尚帝都的高大,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形制的高大与否是他们衡量事物价值的重要标准.

第七,处在政治网络的中心,中原人会深感政治威力强大,因此他们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的位置,因而形成重人伦轻自然的自然社会观.中原人的注意力常不在自然与技术的更新上,社会网络中的人伦关系和人事问题才是他们关注的核心.对于自然和技术的漠视最终导致的了科技的落后,这不能不说是中原文化的遗憾,或者说是农耕文明的遗憾.

第八,注重传承是中原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特点,这一点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原人崇老尚古的历史观.农耕文明不谈更新,封建政治不谈更新,“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中原人奉行的重要法则,简单的农事活动对于经验的依赖性要比对于技术的依赖性强,政治生活也是这样.所以中原人衡量政治成熟度的主要标尺是“老”、“老道”与否,以及“老”到什么程度.中原人崇尚由他们的祖先或长者传授给他们的经验与美德,他们以尚古为美,尊祖敬宗,经验至上,注重道统,求稳喜静,厌恶变革.在中原人的生活中,老者长者,既是家长,又是师长,他们是经验和传统的化身,他们是智慧和德行的典范.崇老尚古,保留了传统,但同时也阻碍了变革与创新.

总之,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中原人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化品格,这些文化品格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它们是影响中原文化的深层原因,也是中原文化的根本特征所在.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