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礼仪文明与当代教育

大家知道,在上一个世纪末,就是1998、1999年光景,世界各国的政要、思想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未来的世纪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这个答案当然是纷繁的,但是这中间有一个意见人数相对集中,认为未来的世纪,也就是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文化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面,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和博弈,将会借助于强大的媒体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展开.那么,这场博弈的实质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中华民族能不能向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社会发展模式.

东西方文化的较量,说到底是社会发展模式的较量.在战争之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像潮水一样涌向中国,西方人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征服了我们.在那个背景之下,举国上下的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认识,就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有一种模式,打个比方说,好比只有一个纵向的坐标,在这个坐标上,西方文化处于先进的阶段,我们中国文化处于落后的阶段.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人认为西方文化的今天就是中国文化的明天.大家回忆一下,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人不是想“全盘西化”,就是想“全盘苏化”,我们自己的文化始终挺立不起来,根子就在这里.

但是,当时也有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从现实当中看到,西方文化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完美,它存在着很多的弊端,而东方文化之长正可以救西方文化之短.具体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梁启超先生在欧洲访问,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使得欧洲的许多地方陷于瘫痪.梁先生目睹了一切,他回国以后,开始鼓吹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个并行发展的文化,中国文化应该能与西方文化并驾齐驱.我认为,梁先生的认识,代表了思想界的一个很重要的飞跃.二十几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著名学者钱穆从中看到了西方文化更多的弊端.从钱先生写的《中国文化史导论》,我们看到他为建设中国本位文化所进行的努力.钱先生在此后几十年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中国文化的“魂”给找回来.他去世以后,他的学生余英时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悼念老师,题目是《一生为故国招魂》.中国文化的魂应该回到中国文化的主体上来,那样,中国才是有生命的、鲜活的.钱先生晚年写了大量的文章,主题都是讨论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别.

我们特别要提到,钱先生在1949年去了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就是今天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之一,他在那里办了十七年学.后来,由于一些非常复杂的原因,钱先生离开香港,去到了台湾.当时,有一位美国学者叫邓尔麟,到台北拜访钱先生,说:“中华文明太博大太浩瀚了,对于外国人来说,很难把握,你能不能扼要地给我讲一讲什么是中国文化”钱先生开门见山地说:“中国文化说到底是一个字,就是‘礼’.”“礼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此话怎讲因为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都是靠礼来管理的.那为什么大家都要服从礼呢我们读《礼记》:“礼者,理也.”礼是一种规范,它是根据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出来的.因此,你按照礼的要求去做,实际上就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在做.

大家知道,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区别在于,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在西方文化里有一个万能的上帝,在西方文化里面人性是恶的.《圣经》里说,亚当和夏娃不听上帝的劝告,偷吃伊甸园里的禁果.上帝知道后非常生气,把他们从伊甸园里面赶了出去.为了表示进一步的惩罚,上帝给亚当订立了一个“契约”:你的子孙,不管生到哪一代,也不管是哪一个,一生下来,他的生命里面就有一种邪恶,它是与生俱来的,不学而有、不教而能,称为“原罪”.正是这个邪恶,一刻也不停地驱使人去做坏事.如果你的灵魂得不到管理,你就会没完没了地做坏事,最后成为十恶不赦的恶魔,要被打入地狱,永远不能翻身.你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噩运呢你要把灵魂交给上帝,每天祈祷,做错了事要忏悔,只有用基督的血才能洗刷你的灵魂.所以,在西方文化里面,人性本恶.

与生俱来的善端,人性本善,所以人是万物的灵长.

其实,人心是善是恶,一直到今天都还在争论.在我看来,人性是善的.我们回想一下汶川大地震,那段时间,一打开电视机,都是灾区的场面,几天下来,这电视我们看不下去,一看就哗哗地流泪.电视画面上的人,没有一个跟我有血缘关系,也没有一个我能叫出他的名字,但是看到他们在受难,我就会流泪,就会想到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我想,在座的每一位都和我有过共同的感受.这充分说明,人性本善.话要说回来,“仁义礼智”只是萌芽,要经过后天的教育之后,它才能茁壮成长.如果不教育,受社会上的坏影响多了之后,那些肮脏的灰尘就把你的善端给埋没了,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身上还有那么好的东西.

在中国文化里面,人的灵魂要靠自己来管.拿什么管拿道德来管.在中国文化里面,人们相信天理、相信公道、相信良知,相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相信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等相信天地之间有公理,做人要讲道德.当然,道德是抽象的,看不到、摸不着,弄不好,它就只能贴在墙上、挂在楼上,一个漂亮的口号而已.儒家的智慧在于,把人类的道德理想转换成为一个可以学习、践行、对比、提升的体系,这个体系就是“礼”.中华的“礼”跟西方的“礼仪”完全不一样.西方人在十六到十八世纪以前没有礼仪,当时的西方人连姓都没有,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不可想象.比如“乌里扬诺夫斯基”,意思是“从乌里扬诺夫这个地方来的人”,没有姓.日本人一直到明治维新时候都没有姓,后来才开始有姓,叫田中啊、渡边啊等这些姓都是后起的,都不是从祖宗传下来的.

中国人把道德理性转换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礼的体系,就连国家制度都要按照它的要求来制定,这就是礼制,在我们历史上周公制礼作乐是重要的开端.大家知道,商朝人非常迷信鬼神和天命,殷墟出土的十几万片甲骨,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占卜,“不问苍生问鬼神”啊.商朝人祭祀祖先和神灵,场面之盛大,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们从甲骨文里看到,有一次祭祀用了三百头牛,他们认为只要这样做了,就会得到上天的保佑.可是大家知道,武王克商,聚集的一些盟军,都是小国家,加起来不过十万人,商纣王调了七十万军队开赴牧野,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但是商纣王腐败、昏庸、失德,没有人愿意为他打仗,七十万人在第一线全部起义,所以武王用了不到一个早晨的时间就把战斗结束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需要很好总结.商朝的青铜文明可以说居于全世界最发达的行列,它的物质文明非常之高.可是它实际是一个“跛足的文明”,是“一条腿特别粗”――这是物质文明,它在精神上却是空虚的,迷信鬼神,道德缺位.历史一再证明,一个社会如果它的物质文明达不到应有的程度,这社会肯定要出问题,它没办法安定.但是,人不是吃饱了喝足了,就万事大吉了,当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了,钱多得都没法用了,如果没有道德理性的引领,就会引发新的问题.大家知道,商纣王“酒池肉林”,男男女女“为长夜之饮”,他的首都叫“朝歌”,从晚上到天亮,通宵达旦地淫乐,怎么能不出问题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只有钱同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能够引发社会问题,只有钱同样会引发社会问题.我们今天的许多社会问题,不都是贫穷引起的,比如吃喝嫖赌、“包二奶”等,恰恰是钱太多又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所引起的.所以,武王克商以后,周公总结商人亡国的原因,认为是纣王失德无道.这是前车之鉴,前面那辆车走得好好的,怎么就翻了要看看是怎么回事,不能再蹈它的覆辙.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吸取前人失败的教训.

周公制礼作乐,在国家制度层面上做了许许多多的规定,出台的政策要人性化,要考虑到老百姓的感受.周公当时说,“无以水鉴,当于民鉴”,鉴是镜子,不要老拿水当镜子,要把老百姓的反应当作检查自己为政得失的一面镜子.周公制礼作乐是历史上的伟大进步,因为他不是以暴易暴――以一个新的暴政来取代旧的暴政,而是对国家机器进行了一次全新的“革命”.我们清华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就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的王国维先生,他说,周公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是要“纳上下于一道德之团体”.周公的气魄,后面两千多年的列代帝王,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底蕴.

有人可能会问,制度里面怎么体现道德和人性我这里简单说一下.比方说,一个文明社会不能没有税收,我们要在北京建五环路、六环路、七环路,要建新机场,这钱从哪里来通过税收.税款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税率要合适,税收低了,政府不够开支,收高了,老百姓没有办法活下去.所以,儒家主张税率不能超过十分之一,叫“什一之税”,超过了就是暴政.有经济史学家统计,在中国古代大部分时间里,税率很少超过十分之一,恰恰相反,经常是十五税一、二十税一,年景最好的时候,三十税一都有,这体现执政的道德.

再举一例.古代传统政治理念,对犯错误的人,不能像商纣王那样用酷刑――动不动就砍手,动不动就杀头――不能不教而诛.强调先要教育,这人为何犯错误,你的教育到位了没有要是没有,就先教育他,让他改过自新.我们古代有一部经典叫《周礼》,里面讲到如何处理犯错误的人,可以说是相当人性化的.里面规定,如果犯罪的是老年人或者孩子,可以豁免.即使触犯了刑法,也要区分是过失犯罪,还是故意犯罪如果是过失犯罪,情有可原,加强教育,不必重罚.有些罪行不是特别严重,还没有到非要在身体上惩罚他的程度,则可以让他在公共场所的一块石头上站着,这叫“名誉刑”,过往的人会对他批评指责,让他感到脸面扫地,自己去反思,他的良知可能会被唤醒,然后引以为戒,不再重犯.这是不是很“人性化”

人跟自然的关系,也是通过“礼”规定下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礼记》里面的《月令》.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的天象是什么,物候又是如何,农事该如何安排,都有提示.里面特别提到人跟自然要和谐相处,春天了,不许打怀孕的兽,即使抓到也要放了,不要抓幼小的鸟,不要掏鸟窝,不能竭泽而渔,不要砍伐木材等那时候人口要比今天少得多,自然界的财富要比今天多得多,但是儒家已经意识到,人和自然要共存,不能滥杀滥捕、赶尽杀绝.这些理性的要求,都是用“礼”的形式规定下来,他教你怎么生活.

人和人之间也要通过“礼”来相处.人跟人为什么要互相尊重呢道理很简单,人跟畜生不一样,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离开了社会一天都活不下去.你看,我穿的衣服不是我自己做的,是服装厂的工人做的,每天吃的饭,米不是我种的,菜也不是我种的,是农民兄弟种的.我生活中哪一样东西离得开社会到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分工越来越复杂,就像一部巨大严密的机器,谁也离不开谁,这就决定了人与人要亲密相处,不能互相争斗.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倡“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到最后六亲不认,天下大乱.古人很早就懂这个道理,《弟子规》里面有几句话把这个道理诠释得非常透彻:“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意思是说,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我们相处在同一块大地上,我们是同类,必须彼此相爱、互相尊重.所以《孝经》里面讲,“礼,敬而已矣.”尊重、尊敬、敬重,意思都一样,说一千道一万,都是表达一种敬意、一种尊重.我们人跟人只有互相尊重、礼尚往来(这个礼是礼貌之意,不是送礼),社会才是和谐的.离开了礼,尊重就无从谈起.

如今的青少年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孩子不懂得尊重,在家里不尊重父母,到学校不尊重老师,到了社会上不尊重同事、不尊重领导,他不愿意尊重任何人,但是他要求所有人尊重他,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不是这样的,《礼记》上讲,“礼者,自卑而尊人”,这个“卑”不是“卑躬屈膝”,是“谦卑”.人际交往当中,我们历来强调要低调,把自己放在一个谦卑的位置,把对方放在一个受尊重的位置.“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负贩者”,就是挑着担子背着篓子做小写卖的人,即使是这样为生活所迫的弱势群体,也“必有尊也”,也有做人的尊严,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所以,中国文化提倡“我敬人人,人人敬我”,这是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平等.

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说话要有敬和谦的分别,提到对方时,要用敬语,比方提到对方的父母,要叫“令尊”“令堂”,甚至叫“令尊大人”“令堂大人”,这是表达对对方长辈的尊重,提到自己或者自己一方的人,则要用谦语,称自己的父母为“家父”“家母”.我们问人家年龄、姓名,要说“贵庚”“贵姓”,别人问到自己,就不能用敬语了.总之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不足”的位置上,因为谦虚能让人进步,尊重对方才能赢得对方的尊重,这是中国人立身处事的原则.

现在这种教育完全没有了,孩子说话没大没小,拍拍肩膀,问“你们家老爸怎么样,你们家老娘怎么样等”这个“老娘”是《水浒》里面强盗用的词语――“老娘今天下山了！”而我们今天拿这种话作交流,台湾来的人看到这种情形不敢相信的,包括日本人、韩国人,都会有这种反应.我们的礼仪古代传到日本、朝鲜,被他们吸收了,人家今天到我们这里来旅游,本以为我们比他们还要文雅得多,最后一看,大失所望,我们的民族形象受到了损害.

我们现在受西方近代思维的影响,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强调到不恰当的地步,孩子跟爷爷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并不是说孩子可以没大没小,不尊重老人.中国礼仪和西方礼仪不是一回事.西方礼仪是十六到十八世纪巴黎的凡尔赛宫建成以后才出现的,在这样一座庞大的宫殿群里,贵族要显示自己高贵的身份,要跟下人有所区别,所以他们有一套规矩――衣服怎么穿,怎么描眼影涂口红,晚宴时候怎么坐,哪个手拿刀哪个手拿叉等这套东西跟他本身的道德素养、跟他的灵魂没有关系.而中国人的礼,则是从天子到庶人都要学习的,每一个礼仪动作都经过精心设计,都有理论依据,而且可以内化.比方我刚才讲到我们“自谦而敬人”,这“谦”很重要,《周易》里面最好的卦不是“乾”也不是“坤”,而是“谦”,“谦”卦六个爻,全是好的,这是六十四卦当中独有的现象.中国人认为谦是一种走到天下哪里都行得通的美德.懂得谦,你就会恭,你就会礼让.如今我们谁让谁啊大家都不懂得谦,于是就没有敬,拒绝谦让,于是种种问题都来了.

曾国藩当年平定太平天国,给清廷立了大功,慈禧太后非常高兴,赐给他一栋豪宅.曾国藩听到以后,马上给家里写信,要求家里人一定要低调,不要趾高气扬,那样会引来大祸,老天不会把所有好处都集中到我们家的.他打一个比方,说到米店去写一升米,伙计用簸箕往升里倒,直到米高高堆在升上才停下来,米店当然不会把这个米堆成塔尖的升当作一升米卖给你的.这时候伙计会拿一个木板把升的口刮平,这个木板叫“概”,你太满了就有人来“概”你,把你给刮平了.我们曾家的好处一个又一个,太多了,这时候要会有人来概,天不概人概,与其被人家概,还不如自己概.这是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值得回味.不少人栽跟斗,都是栽在得意忘形之时,被人家“概”了.

具体到个人来说,你想修身进德,也要靠礼.《荀子》里面讲,“修身以礼”.当年翻译《天演论》的严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外乎四个字:“修己治人.”我们不是天生的圣贤,我们刚生下来时,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只有通过不间断的学习和修为,我们才能逐步成为君子,甚至成圣成贤,这是中国文人的理想.人是从动物界里面走出来的,所以,我们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动物的野性,比方说好斗、无序、争抢、懒惰,都是动物性在我们身上的残留.要从一个纯粹生理意义上的人,变成一个高尚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就需要不断地跟自己身上的野性作斗争.要想把它统统去掉,只有通过学习和践行礼.礼仪使我们的言谈举止有规范,礼仪使我们变得典雅,培养我们的君子风范.一句话,修身离不开礼.我们到某个学校,一眼扫过去,就可以知道哪个学生家教比较好,哪个学生比较没有教养,哪所学校管理得法,哪所学校比较无序,判断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有没有礼.荀子说过,礼是可以拿来“正国”的,好比你的脊椎歪了,得找医师给正一正,否则就要出问题.一个社会如果混乱无序,一定是群体失去了规范,没有是非,也没有标准.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光是说,光是提口号,不可能奏效.一定要通过礼把它落实到每个人的行为上,才能真正地拨乱反正.荀子说,礼好比是规矩,好比是尺寸,好比是权衡,对于我们国家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我很赞同荀子的说法.

我在清华大学开了一门课叫《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到今年讲了九年了.这门课很受欢迎,去年被评为校级、市级和国家级的精品课,要求选修的学生有将近一千五百人.这不是我讲课的水平有多高,而是中国的礼乐文化就这么吸引人.有的同学听完以后,跑来跟我讲:“老师,这个课太好了！以前我还以为自己很有文化,学过之后,才知道自己缺乏起码的教养.这门课应该成为全校的必修课！”我说,岂止是清华的必修课,全国的老百姓都应该学习.因为现在从小学到研究生毕业,没有一个层次有中华礼仪的课程.所以社会失范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你没有教他,又怎么去要求他呢

2008年为了迎接北京奥运会,许多人突然意识到,“礼”是我们这个社会特别需要的东西.一百多年来,礼被妖魔化、边缘化,说礼是杀人的,是吃人的,是腐朽的封建等级,是资产阶级温情脉脉的面纱,云云.批来批去,弄得社会上连起码的礼节都没有了.――现在才感到,没有礼的社会有多么可怕.如今中国人富了,到海外去旅游,由于没有礼仪,很不受欢迎.人家一方面想赚你口袋里的钱,同时又非常讨厌这一帮没有教养的人,媒体上相关的负面报道多极了,已经影响到了中华民族的形象.

北京奥运会之前,全社会都在呼唤“礼”,虽然晚了一点,但毕竟是重建民族礼仪的极好机会.从国际奥委会批准北京主办权,到北京奥运会开幕,中间有八年的准备时间,我们完全有可能利用这八年的时间,用礼来培养大家良好的行为习惯,用礼来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可是,我们硬是把这个机会错过了.我曾经目睹寒风中的北京公交汽车站,那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戴着红袖箍,吹着哨子,挥着指挥旗喊着:“排队！排队！”这就叫“文明北京”我们的礼仪水平就是这么个层次另外,还有少数人,借此机会鼓吹西方礼仪,大量的“礼仪讲座”“礼仪读物”,都是教我们中国人怎么拿刀,怎么拿叉,怎么描眼影涂口红,这对我们的民族素质,有多少实在的意义有些人是唯恐我们西化的不够.当时有关方面已经意识到中国的节日在西化,于是规定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放检测,让大家有时间来欢度我们的民族节日.不无讽刺的是,我们一手提倡传统节日,另一手却在倡导西方礼仪,真是不可思议.我在《环球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北京奥运,我们行哪国的礼仪》我说,本文提出的问题,好比是问“中华民族过哪国的节日”听起来这是最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是现在成了最成问题的问题.

奥运会前,我们满足于喊口号:“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都是漂亮的空话,一点也不实在.如今,奥运会开完了,大家看看有什么变化社会秩序、人的文明程度,有多大的提高口号只能造势,不能解决实质问题.我去年到东莞,大街两旁都悬挂着“让文明成为习惯”的标语.怎么成为啊如果喊喊口号就可以改变世界,那我们天天喊口号就行了.过去我们喊了二十年的“五讲四美”,结果社会风气不仅没有进步,甚至出现滑坡.原因很简单,这口号没有实际操作性.什么叫讲文明怎样讲文明要一二三四说明白,要大家去做,落实到民众的行为上.

现在不少学校都在读经典,这很好,但是这不够.三年前,我到台湾参加一个全球少年儿童诵读经典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很多同学在台上表演和经典相关的舞蹈、朗诵,表演得很好,可下了台以后,他们的言谈举止跟没有读过经典的孩子一模一样,这样的经典教育有什么价值我在会上有一个发言,发言的题目是用《荀子劝学篇》里面的两句话.荀子说,一个有志于道的人,一生要努力学习,那么,这个学习要从哪里开始,最后要落实到哪里呢他说“始乎诵经”,一开头要诵读经典――你没读《大学》,怎么会知道“三纲领八条目”呢没读《中庸》,怎么知道“中庸之道”要求的是哪些当然要从诵经开始.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要“终乎读《礼》”,说一千道一万,最终要归结到你的行为上.

读书是为了“变化气质,涵养德性”,让你成为一位君子.君子是有气象的,这种气象是能让人感受到的.不学礼,你的气象从何而来我们现在的教育太空泛,抓不到东西――除了口号之外.那些口号的意思都很好,但就是没法操作.这几年,我一直在奔走呼号,希望在我们的中小学里,在我们的大学里,提倡礼仪教育,要通过礼仪让他们在家里尊敬父母,在学校尊重老师和同学,到社会上,要尊重弱势群体,尊重所有的人――这一切,没有“礼”的教育与践行,就是空谈.我们要移风易俗、改造社会、推动文明进步,离开了“礼”,就是空谈.

现在我们中国面临着一个选择,就是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中,你要有一个选择.你觉得中国人现在没有信仰,灵魂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那么怎么办一种选择是,把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让上帝来管我们的灵魂.改革开放之初,有些初次到中国来的西方人,经常会问我们信什么教,我们回答不信宗教,他们就感到很可怕,没有宗教你们的灵魂怎么办因为他们生长在那样一个宗教文化里.我想,我们中国人不会答应这种选择的,我们干吗要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我们不愿意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我们就应该找回自己的文化――“道德文化”,用道德来管自己灵魂而且把它管好.如果是选择这条路,这个体现道德理念的“礼”,就是没有办法回避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和“乐”这两个东西不能分,但有时为了方便,就笼统地称为“礼”.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礼乐文化”.礼是管你的行为的,在行为上把自己搞得很端正,这不很困难,一天两天就能学会,关键是你那颗心,你那颗心是不是和谐我们现在讲“和谐社会”,离开了礼乐教化,这“和谐”就无从谈起.你的行为都是嚣张的、疯狂的、跋扈的,你这个人能和谐吗

我们古代有“乐教”.《礼记》里有一篇《乐记》,里面讲到,人都喜欢音乐,音乐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音乐里面的层次很复杂,有靡靡之音,有狂放之音,有典雅之音,他们对人的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古人说,对音乐不能不加选择――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什么歌都唱,要有选择,选那些格调高雅的、内容纯正的、风格典雅的、节奏舒缓的曲子,听完以后,能使你的灵魂得到洗礼得到提升,儒家把这种音乐叫做“德音”.常听德音雅乐,对你的身心健康大有益处.古人在每次集会的时候,大家都会唱《诗经》里面特别好的曲子,在唱的过程当中,被德音所浸润、被它所教化.有一年,李德伦带领乐团到大学里面去表演,他觉得古典音乐没人听了,他亲自去讲.有一次演出完毕,我到后台跟他交流.我说一曲演奏完毕,全场鸦雀无声,我旁边一位观众说,感觉是自己的灵魂都净化了！李德伦听后马上引用了《孝经》里两句话:“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移俗莫善于乐.”一个好的音乐听久了以后,个人自然就变得平静了安静了气质变化了,这叫“乐教”.

“礼教”和“乐教”相辅相成,《礼记》说:“礼,外也.乐,内也.”只有人的心灵和谐了,行为和谐了,社会的和谐才有可能.如果我们只是空喊口号,在居民楼的墙上写上“和谐小区”,在火车头上写上“和谐号”,这么一来,社会就和谐了吗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呼吁“中华礼仪文明教育”,希望有更多的学校来做.柳州有一所以民工子弟为主的学校,一个普通中学,这个学校提出“以礼乐建校”的理念.北京有一所定安里小学,也提出了同样的建校思想,真是令人钦佩！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有更多的学校,一起来探讨,怎么样用礼和乐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你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吗不能离开礼乐.你想要社会和谐吗你想要可持续发展吗你想要提高人的素质吗都离不开礼仪.

(彭林,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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