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至正2016年4期

1981年,美国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例艾滋病.在此后的两三年里,艾滋病在世界上30多个国家迅速蔓延开来.1985年初以前,国人都还认为,艾滋病是“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绝不会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地上发生,但这种平静未能维持多久,却被一个外国人打破了.

在1985年中国报告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的同时,一位中国女医生的名字跃入人们的视线,她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教授、中国著名感染病学专家王爱霞.

“为什么在确诊首例艾滋病的时候有那样的果敢、自信和决断?”这是多年来一直藏在我心里想向王爱霞教授求证的一个问题.王爱霞则笑得风轻云淡,“在国外学习的时候,电视片里插播最多的就是艾滋病的教育宣传片,艾滋病的临床表现早就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了.”

对此,著名心血管病专家方圻教授也给出了他的答案.方圻说,“王爱霞大夫的细心和责任心,是一个临床大夫最宝贵的优点.她能迅速捕捉到病人身上不易察觉的细微变化,以缜密的临床思维诊断出一般人难以诊断出的疾病.所以,1985年因艾滋病而崭露头角,是她多年厚积薄发的具体体现,是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

一、报告中国首例艾滋病

1985年6月4日,北京的初夏刚刚涌上些许.傍晚6点10分左右,一位34岁、旅居美国15年的阿根廷籍男子在西安旅游返京后,因严重肺部感染、呼吸衰竭被收入北京协和医院外宾医疗科病房.患者刚入院时神志尚清,但高烧不退,呼吸困难.6月5日傍晚7点30分被转至重症监护病房（ICU）,行气管切开,上了呼吸机,神志开始昏迷.6月6日上午10点10分,患者死于中毒性休克、呼吸循环衰竭.

王爱霞教授当时是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副主任,传染组组长,6月5日一早被请去会诊.病人的胸片为典型的肺孢子虫肺炎（PCP）,病情进展异常迅速,“太典型了,艾滋病（AIDS）晚期”,一个惊人的判断马上跳入王爱霞脑中.

根据患者携带,外宾医疗科洪韵琳医师把打到患者在美国洛杉矶驻地的局,在他们的帮助下,很快联系上了患者的家庭医生.这位医生说,“你们的怀疑是正确的,他在去年诊断患有艾滋病,合并PCP.只有喷他脒静点有效,但药物送到中国最早要到6月6日”.

艾滋病!这对80年代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来说,简直闻所未闻.要说服国人相信中国已经出现了艾滋病,必须拿到血清学证据.

王爱霞教授来到ICU病房.

“你们抽血吗?”

“一会儿就抽.”病房护士说.

“给我留一点,3到4毫升就可以.”王爱霞说.

这边叮嘱完,王爱霞又马上返回位于协和老楼的10号楼2层的感染科实验室,跟实验室同事再次嘱咐,“一会儿ICU会送来一个病人的血样,你们谁也不许动,就放在桌子上,我来处理”.

这件事在当时轰动全院.阿根廷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来看望病人,只是远远地站在门口,没去握病人伸出的手.病人去世后,病房护士烧掉了他用过的所有床单、褥子、枕头,甚至包括一根银质的气管插管,为此还挨了当时任协和医院院长的朱预教授一顿痛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王爱霞当时做出这样大胆的处理需要多大的勇气!这份让大家躲之不及的血样,在王爱霞眼里却是“如获至宝”.当时在中国大陆,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做HIV病毒检测,王爱霞将“宝贝”血清分装出一小部分送到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张华远同志那里,并和他一起进行了检测.几天后血清检测报告出来了,HIV病毒血清抗体阳性.

当年的报纸、电视台连篇累牍地报道北京协和医院发现全国首例艾滋病,可谓举国震惊.观念还很传统的国人很难接受以性传播为主要途径的艾滋病在自己的国土上出现,因为这一年距离全球首例艾滋病的发现仅有4年.

一周后,王爱霞教授在位于东单三条的协和小礼堂举办了中国首场关于ARDS的学术报告.两周后病理科刘彤华主任终审签发病理报告：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这一报告与血清学报告共同支持艾滋病的诊断.医院随后组织了临床病理讨论会,王爱霞、刘彤华、严洪珍等都参加,讨论结果以“临床病理讨论第96例——发热、咳嗽、进行性呼吸困难”为题,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1986年第25卷第7期上.文章在“编后语”中写道：MDS是国外近5年来发现的一种病毒性传染病等主要通过不正当的性关系、输入带该病毒的血液制品、使用消毒不严的注射器械等传染,因此,如能采取相应措施,特别是禁止国外血液制品进口,阻止AIDS传入我国是完全可能的.

这段话如实地记载了当时医学界对艾滋病的认识,并在结尾表达了“阻止AIDS传入我国”的美好愿望.然而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又怎会以我们个人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呢?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AIDS传播的脚步已经无法阻挡,王爱霞们只有迎头应对.

二、“当大夫就到协和”

1932年,王爱霞出生在上海一个显赫的银行业家庭,祖父王宪臣是晚清四大写办家族、上海金融第一豪门席氏家族的女婿,父亲王叔麟是英资麦加利（渣打）银行经理助理,后经荣毅仁举荐,在其父荣德生创办的广新银行担任第一任经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年仅5岁的王爱霞便结束了幼年的玩乐,踏上了一生的求学之路.

初中三年级是王爱霞一生当中的第一个坎儿.从小各门功课拔尖儿的王爱霞因搬家,必须转学到离家近的全部以英语授课的圣玛利亚女中（St.Mary’s Hall）.普通中学的外语进度和要求显然与这所著名的教会中学有天壤之别.好强的王爱霞只好屈服,从初三降级到初一.但凭着刻苦努力,仅用了一个学期,王爱霞就能跟得上全部英文授课了.

然而好景不长.好不容易挨到初三第二学期,王爱霞又不幸得了伤寒,因庸医误诊,她被迫休学一年.等王爱霞康复返校,同班学生们都已升到了高一.按照学校规定,休学期间的课程必须退级重修,王爱霞找到教务长表达了不愿退级的想法.教务长翻看了她初中一、二年级各门功课都是优秀的成绩单,提请校务委员会开会讨论并获得一致通过.学校竟破天荒地答应了她的请求.王爱霞如愿以偿,直接读高中一年级第二学期课程.当然,她也满足了学校的条件——返校六周内将初三的功课全部补考通过.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青少年时代所经历的人生波折,使从小性格要强、不甘落后的王爱霞作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我将来要做大夫,而且要到北京协和医院去当大夫.”她发誓.

1951年,王爱霞从圣玛利亚女中毕业,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医学生,而且以博闻强记、品学兼优成为其中的佼佼者.1956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如愿以偿地走进自己心目中的医学圣殿北京协和医院,在张孝骞等一大批仍活跃在临床一线的被称为“老协和”的医学前辈们身边开始了自己的医学人生.

三、受张孝骞欣赏的才女

名医不是速成品.从一名优秀的医学生到合格的临床医生,需要经历漫长的实践,文火慢炖,需要严师、良好的土壤和氛围.而协和恰恰给了王爱霞这些.

住院医师和总住院医师制是协和育才的最重要制度之一.在“老协和”严格的淘汰制下,每年有1/3的人要被解聘出局另寻出路.如果将住院医师的培养比喻为“宝塔”模式,总住院医师就是这个“宝塔”的尖儿,每年只有一人在残酷的总住院医师遴选中胜出.自1924年协和医学院有首届毕业生以来,按照担任内科总住院医师先后顺序,排在前14位的依次是：张孝骞、刘士豪、杨济时、谢少文、吴朝仁、钟惠澜、朱宪彝、卞万年、陈国桢、邓家栋、王季午、马万森、郁采蘩、朱贵卿、章安从.这些当年的“老总”后来都是名垂中国现代西医学史的学科奠基人.

王爱霞的成长离不开“老协和”的总住院医师制度.她的总住院医师训练是直接在中国现代内科学泰斗张孝骞教授的麾下完成的,1960年和1972年先后两次,时长共一年半.

可是在张老手下当总住院医师并不是件轻松的差事.协和规定,“老总”的职责与住院医师明显不同,不再具体地负责某一位病人的诊治,而是担任科主任的助手、全科事务总管,直接向科主任负责,协助主任处理科内一切医疗和事务工作,配合病房主治医师,帮助、监督住院医师完成日常的病房工作,并保持科室良好的医疗秩序.总住院医师需要熟悉科内所有病人的病情,经常向科主任请示汇报,并协助挑选适合用于教学的病例,作为教授查房或课堂示教之用.

张孝骞是“老协和”强调的“三基三严”的典范.现存有关协和的诸多典故都在讲述这位老人查房时的严厉,常就某一个疑难病例或他感兴趣的病例突然发问.“某某某床病人,我上周看的时候怎么样,现在情况如何?”.“在张主任手下做总住院医,一点都不能偷懒,内科所有病床的疑难病例情况都必须了如指掌,各项化验检查结果必须倒背如流,这样才有可能不被张主任问倒.虽然经常挨主任批评,但感觉那个阶段是自己成长进步最快的.”在张主任手下做总住院医师的那段时光,令王爱霞每每难以忘怀.

提起几十年前的张孝骞主任、传染组组长李邦奇仔细查体的典故,王爱霞清晰地记着每个细节,讲起来滔滔不绝.

一天,急诊来了一位农民兄弟,发热,皮疹,黄疸很重.王爱霞非常仔细地查体,仍感难于诊断.她觉得这次自己已经准备很充分了,于是信心满满地请张主任到急诊帮忙看病人.张主任到了,把病人裤子轻轻一褪,腹股沟部位立即显露出一块完好的皮肤,主任扔下一句话转身走了,“喏,斑疹伤寒的典型体征.”就这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没查到,王爱霞傻眼了.

一位眼球鼓出、视力受限的病人被王爱霞从急诊收进了内科病房.张主任查房后质问：“为什么没请神经科收住院?这不是典型的海绵窦血栓吗?”王爱霞申辩,“神经科、眼科会诊过了,都说不是他们的事.”“那你就要拿出证据来说服他们呀.”张主任甩下一句话又转身离去.王爱霞一人留在病房百思不得其解,“教科书上从来没有见过的病,老主任却说是最典型的.最要命的是,我上哪里找到让神经科心服口服的证据呀?”后来这件事当然办了,这绝难不倒聪明的王爱霞.

一位病人因发烧待查入院,连续高烧,神志不清.“这个病人我从头到底查了一遍,自认为查体已经非常仔细了,可为什么还是找不到病因?”王爱霞想着,就到楼上把内科传染组组长李邦奇大夫请下来会诊.李大夫到了后,正常体位查体,一切正常,又把病人翻了个身,趴下裤子,屁股上一摸就摸出问题了.

“臀部你查了吗?”李大夫问.

“没查”王爱霞说.

“那你来查一下吧.”李大夫说.

王爱霞伸手一摸,臀部深部脓肿,立即服气,赶紧问,“要空针吗?”

“是”李大夫答.

“马上去拿.要不要麻药啊?”王爱霞又问.

“你觉得还需要吗?病人都昏迷了.”李大夫反问.

皮肤消毒后,九号针照着臀部扎进去,随即抽出来一管脓.李邦奇说,发烧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呢?屁股上这个地方老打药,皮下脂肪发生了坏死和感染,两边各抽出来100毫升脓,第二天病人体温就降下来了.

“查体没仔细啊,总值班!连臀部脓肿都没看出来,能行吗?”

王爱霞又挨了顿训.可就是这样一丝不苟的严格要求,让她成长得特别快,经年累月的临床浸泡,练就了她扎实的临床基本功.

“老总”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每天早上的内科交班会上向主任们汇报前一天科里总共收来多少病人,急诊和重病人有哪些.王爱霞至今清楚地记得1960年自己第一次向内科大佬们汇报工作时的情景.当时的内科主任、副主任分别是张孝骞、血液病学专家张安教授、心血管病学专家方圻教授、呼吸病学专家朱贵卿教授.“正说着呢,看到张安教授低头看了下表,我就知道时间过了,太啰嗦了,赶紧打住.”王爱霞回忆.

有空就到病房看病人、仔细查体不漏过任何细节、拿证据说话,王爱霞的这些好习惯就是在那时候养成的,并在师长们严格要求的环境下逐步得到了强化.

一天早晨,王爱霞被张孝骞主任叫到办公室,“林主任（林巧稚）来过了,说她们科的一位病人需要转内科而你不收,为什么不收?”王爱霞急忙解释,“头一天我已经看过了,病人是急腹症,停经40天,宫颈有举痛,虽然尿液蟾蜍试验（一种关于是否怀孕的检查）目前是阴性,但不能排除宫外孕,我已经请她们继续做浓缩尿液的蟾蜍试验了,如果结果阴性,我明天就收”.听了解释,张主任判断王爱霞处理得没错,他放心了.从张主任办公室出来,王爱霞一直等着妇产科叫她,但等到中午也不见妇产科来人.她直奔妇产科病房,没找到病人,接着再到妇科实验室,实验室的人说,浓缩尿液结果呈阳性,病人已上了手术台.听了后,王爱霞会心地笑了. 张主任教训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印刻在王爱霞脑海里,亲传的招数自己已经娴熟应用了.在协和这个藏龙卧虎的地方,王爱霞的临床能力一步一步地夯实,开始在内科领域崭露头角.

一个医生好不好,衡量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在协和人来看,首先是能不能看好病,能不能为病人解决问题.张孝骞本身的专业是消化,但知识面极广,感染、血液、心脏、肾脏及遗传等无所不通.一次王爱霞跟张主任说,“总值班会议结束后,我得去写一篇东西.”张主任说,“你把这件事给我先搁下,写文章不是主要的,你得把病人给我看好了,这才是主要的.”

“”期间张孝骞主任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业务工作一度中止.但当他在1972年重返工作岗位时,钦点的第一位总住院医就是已经当了9年多主治医的王爱霞,这就是王爱霞二度出任协和内科“老总”的原因.

80年代初,已是八旬老人的张孝骞教授每天仍要拄着拐杖来医院上班,每天负责接送他上下班的是做了30年内科秘书的马宁.马宁说,“张主任从不轻易表扬一个人,但他曾多次情不自禁地跟我说,王爱霞真是一个特别能干的人.”

同样看好王爱霞的,还有方圻教授.王爱霞来协和的时候,受命借调到黑山扈与著名心胸外科专家吴英恺教授一起创办解放军胸科医院（现阜外心血管医院）的方圻教授也于同年回到协和,担任内科副主任,为张老分担一些科室管理工作,所以对每位住院医师的情况比较熟悉.出类拔萃的王爱霞早已跳入他的视线.“她和同年协和毕业的吴宁、朱元珏能力一样强,是外院毕业生中最强的,我非常欣赏王爱霞.”方圻说.

协和培养临床医生的目标是首先有一个扎实的内科基础和临床综合能力,然后每个人再有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王爱霞最初的理想其实是当一名心血管病医生.

晋升为主治医师后,该进专业组时,张孝骞主任安排王爱霞先后到病理科学习一年,到肿瘤医院进修细胞学,到基础所学习染色体技术.她找到张主任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主任一声没吭.原来当时协和正在筹建内科遗传组,主任对她的这种安排,正是有意让她今后搞遗传,当时遗传学在国外方兴未艾,但在国内却属于空白.

没过多久,史无前例的“”开始了,遗传性疾病被某些人认为发病率不高,是资本主义的疾病,可叹一个学科的发展躲不开政治的冲击,竟短命夭折了.“如果从60年始搞遗传,这几十年下来,一定会相当了不得的.”想起往事,王爱霞未免有些许遗憾.

1972年,同样还是张主任的安排,王爱霞入组传染组,开始了在感染性疾病领域40多年的长途跋涉.

1979年底,王爱霞作为高教部派出的第一批学员,到澳大利亚墨尔本WEHI研究所和传染病院进修肝炎和免疫学.凭着中学时就打好的英文功底,她经过两个月的语言培训就直接进实验室工作.期间她还担任了导师会见中国朋友时的义务翻译官.两年时间里,她跟随国际传染学界两位著名的导师Dr.mackay和Dr.Gust,系统学习了甲肝、乙肝、丙肝血清核心抗体曲线和IgG、IgM抗体技术,论文发表在国外杂志上.更有意义的是,她在这里遇到了世界著名的细胞克隆技术专家Donald Metcalf教授.在这位升白细胞药物G-G发明者的指导下,王爱霞意外地接触到早期细胞克隆技术,这为她1989年在国内首先报道并制备G-G单克隆抗体和检测试剂盒、1996年制成TNF的单克隆抗体打下了坚实基础.1996年她所完成的“C-C单克隆抗体和试剂盒制备”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再后来,王爱霞任协和医疗委员会主任、内科学系副主任、内科传染组组长、外宾医疗科主任,担任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和寄生虫分会主任委员和两届副主任委员,《中国抗感染和化疗杂志》及《中华传染病杂志》副主编.还是著名的保健专家,2000年、2005年两次获得保健委员会颁发的特殊贡献奖.此外,她还主持了20多个临床药理实验项目,先后发表论文100多篇,参与主编了《内科疑难病症百例》《现代内科学》《现代感染性疾病与传染病》等专著.

四、疑难病例“活病典”

在协和人眼中,王爱霞的名字总与成千上万个疑难病例的确诊联系在一起.

一位贫血半年的男性患者在协和被确诊为结肠癌,手术非常成功,但术后伤口总不愈合,感染扩散直至泛发性腹膜炎.到底是什么原因?病房邀请王爱霞抽空去会诊.一般的泛发性腹膜炎病人,全身状况会很差.按这一典型特征,王爱霞第一次进病房愣没找到病人.后来她被本病房工作人员带到一位一般状态看上去很好的病人面前.王爱霞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下,满面红光.与其对话,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上前握了握手,手心潮湿.转过身来,王爱霞说,“找到原因了,一定是激素.”

“大量激素可导致伤口不愈合,这对协和大夫来说是起码的常识,所以我们外科并没给病人用激素呀.”同事说.

看着表情有些迟疑的同事,王爱霞一把拉着她的手说,“走,跟我去看病历.”病历上果然记载：近半年来病人在外院多次输血.原来,每次输血前要常规给予病人少量激素,输血次数多了以后激素在病人体内的累积量就非常可观了,这就导致了病人伤口久不愈合.病人虽然被激素冲得红光满面,但是无法掩饰“手心潮热”这个激素引起的典型特征.

现在已经是科副主任的刘晓清教授很难忘记当年自己管的一个病人.一位老大娘躺不能躺,坐不能坐,怎么着都不舒服,x光片显示腰椎没问题.王爱霞前来查房,把病人扶起来,手指叩诊,当叩到第九腰椎时,病人激灵了一下,这点小细节被王爱霞捕捉到了,她立即给出结论“腰椎结核”,结果第二天出来的腰椎磁共振报告证实了王爱霞的判断,立即换硬板床,给予抗结核治疗,病人很快康复.

像这样让大家非常折服的例子在王爱霞这里不胜枚举.刘晓清说,王爱霞老师是那种让人一接触就心生敬佩的人.天生的悟性加上多年的锤炼,使王老师练就了一身临床医生的真本事.她的思维条理性极强,无论多复杂的情况,到了她手里,总能迅速理出头绪,作出精确的决断. 采访中,当笔者问起王爱霞“怎样才能做一名好的临床医生”时,她笑着说：“临床经验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到第一线去非常重要.要做好一名合格的临床医生,最重要是做好两点：第一,要仔细查体,这是医生的基本功.第二,在病人身边待的时间长一些.我们那时候整天泡在病房里,重病人一天看三次,甚至全天守在床旁,看着病人的全身症状在你的眼皮子底下一点点发生变化,而不让任何的蛛丝马迹逃过自己的眼睛.”

“那您这辈子有没有失手过?”

“从住院大夫开始算起的话,我在临床已有57年.实事求是地讲,一个大夫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可能一辈子里头没有一次失误,也有看错了心里后悔的.但是,就像张主任教我们的那样,你要把发生错误的概率降到最小,减到最轻,那就是遇到事情多考虑考虑,多动动你的脑子.”王爱霞说.

到今天,我们从王爱霞身上依然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协和的优秀传统,这种从医学大家那里传承下来的优秀品质,是协和的精髓所在,是协和的魂.

五、惊天的预言

2003年,SARS在广州等地暴发流行.早春2月,当北京人还在笑谈远在广州的SARS什么时候登陆首都的时候,作为国家级传染病专家的王爱霞教授,已经几次前往广州会诊.2月13日返京后,她很快就在医院新业务楼楼多功能厅举办了第一场关于SARS的科普讲座.那一天,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就连楼道里都站满了,听众不仅有医生和行政人员,就连食堂的大师傅也来了.王爱霞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关键的东西教给大家,大家都明白就不慌了.”大家说,“听完王老师的讲座,我们就消除了恐惧,知道该怎么做了.”

与健康宣教同时进行的是物资准备.院领导根据王爱霞的建议,立即布置相关部门联系厂家购进大量的消毒液、口罩、帽子、胸腺五肽等物资、药品,为协和后来在抗击SARS中打了一场漂亮的、有准备的阻击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王爱霞以72岁高龄,作为医院抗击SARS三线专家组成员,为冲在一线、二线的年轻专家坐镇把关.根据SARS的临床表现与败血症、脑膜炎等重症感染表现的相似性,充分肯定了“早期、小量、短程”的激素使用经验,经协和治疗的SARS病人无一例发生股骨头坏死,实现了提出的“收治率高、治愈率高、死亡率低、交叉感染率低”的目标.这些做法后来被称为“协和经验”推广应用.

协和之所以能在抗击SARS中从容不迫、发挥国家队作用,就是因为有王爱霞等一大批重视院内感染、很早就涉足这一研究领域的专家.

2003年SARS暴发流行对我国公共卫生防控体系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国外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对院内感染问题给予足够关注,但在国内这一工作却并未得到应有重视.2003年无疑是一个分水岭.SARS过后,国家对医疗的投入明显增加,疫情发布走向公开透明.

全国最早的院内感染研究要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偶然的会诊中,王爱霞发现,住在同一病房的两位病人被查出是同一种细菌感染.王爱霞立即找病房的主管大夫谈话,要求他们在查体前先用1%的过氧乙酸泡手.并严厉警告,如果再不严格洗手,过几天后这间病房就会出现第三位感染同一病菌的病人.

对病房来说,一场风波暂时过去了,王爱霞却敏感地意识到其中的严重性,立即着手开展“临床医护人员是否洗手与细菌数量的调查”.她将医院药房内、外环境中细菌数作对比,结果发现药房外空气中细菌数远高于药房内；再将病房治疗护士、护士长、实习大夫和住院大夫手上细菌采样后做分析,结果发现护士的手是最干净的,而实习大夫的手是最脏的.大夫每天要为病人查体,细菌就这样到处传播?太危险了!全国第一篇呼吁重视院内感染的论文连夜赶了出来.

但在当时,这样的文章能否公开发表,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干扰.为了呼吁全国同行对院内感染引起高度重视,在马上要召开的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学年会上,王爱霞向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王季午教授作了简单汇报,提出年会报告的请求.在大会全部议程均已确定的情况下,王季午破例答应给王爱霞半个小时.

接下来,王爱霞主动找到协和医院检验科细菌室的陈民钧教授,希望两科联手开展院内感染研究工作.过去由于大家不重视,送标本时间很随意,标本中的细菌往往因室内放置时间过长而在送达细菌室时已经死掉,这就造成了细菌室的低阳性率,反过来也影响了大家对细菌室工作质量的评价.王爱霞深知这块儿工作的重要性,但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要让她们的工作得到领导重视和和临床上的支持.为此,王爱霞从临床需要的角度站出来为陈民钧说话,多方游说领导支持细菌室购进了国际先进的设备.同时她带头亲自抽血样及时送标本,极大地提高了细菌室的阳性率.为了获得准确的实验结果,她甚至注意到每一个小细节.比如通过败血症患者来分析院内细菌感染的种类和程度时,她嘱咐技术员将抽完血的针头换掉,用消毒针头将血标本置入培养基,以避免实验误差.

这样的工作连续坚持了25年,每5年一次全院调查,最终完成了对协和医院院内感染细菌及其耐药的连续动态监测.在国内首先报告了院内感染在20世纪80年代是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而到了90年代,革兰阳性球菌明显上升,同时真菌感染开始增加.抗生素诱导的耐药性快速增长,已经从院内感染发展至院外感染.

一位90岁的老人患肠炎腹泻而入院,多种广谱抗生素治疗后病人腹泻加重,细菌室从他的便涂片中发现100%为抗生素助长的酵母菌,马上报告临床.原来老人得的是抗生素诱发性腹泻,立即停药,予以抗真菌治疗3天后,病人情况好转.这样的例子在协和医院太多见了,根据动态检测,王爱霞还在全国率先提出临床医生要警惕“真菌感染增加”.

王爱霞与陈民钧的携手合作,不断推出成果,不仅使他们个人都成长为国际著名的感染疾病临床专家和临床微生物学家,而且分别带出了非常优秀的团队.王陈联手为临床与检验合作双赢留下了佳话,联合完成的“院内感染病原学的变迁及抗生素的临床合理应用研究”获得2003年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牵头完成“输血感染丙肝的前瞻性流行病学调查”后,王爱霞又在国内率先提出要警惕输血引起的丙型肝炎交叉感染. 1994年,在卫生部和医院领导的支持下,王爱霞创建了国内医疗机构中第一个、也是最好的P3实验室.由于当时协和的空间特别狭小,工作用房非常紧张,医院跟王爱霞教授谈,“实验室里的设备我们支持您购写,但工作用房还得您自己解决.”王爱霞答应了.马上动员感染内科好几位同事挤在了一间屋子里办公,而把另一间办公室腾出来改建成P3实验室.随后,这间P3实验室里配备上了先进的流式细胞仪和bena检测仪,在北京各大医院中率先开展了ELISA和蛋白印迹法检测抗HIV抗体.

就在这样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小实验室里,不到20年的时间里诞生了不少科学奇迹.2003年协和医院经治的308名SAILS病人的血清检测就是在这间实验室里完成的；检验科倪安平、急诊科王仲、骨科刘勇等还在这间实验室里分离出了中国唯一合格的三株SARS病毒株,被命名为“PUMC”.

谈到协和前辈们的远见卓识,王爱霞放弃办公室、筹建P3实验室的故事,是一个常常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话题.

六、临床诊断,究竟权衡谁的利弊?

20世纪50年代中期,王爱霞还在上海医学院学习,中国感染病学鼻祖、上海华山医院戴自英教授是她的老师,最后一年实习期间曾在戴自英教授所在的华山医院内科传染组轮转,所以深得戴老师亲传.那个时候抗生素立竿见影的疗效给王爱霞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位大叶肺炎病人,青霉素使用一个周后,仍未完全退烧.戴自英查房后要求立即停药,“你要用到什么时候?三天,不要超过三天,连续用药三天,细菌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剩下些虾兵蟹将能翻起什么大风大浪?再继续用,病人开始耐药,你就没有好办法了.”果然,停药后病人体温就逐渐恢复正常.王爱霞深深折服了.

可也就仅仅30多年的时间,当初一用就灵、曾挽救无数生命的“灵药”,如今却成了人类生命健康的隐形杀手.抗生素滥用引起的全球性耐药,激素滥用引起的败血症、股骨头坏死和真菌感染等,数不清的药物不良反应,在临床上比比皆是.这令王爱霞痛心疾首.

一位不幸遭遇车祸的重伤员,发生颅底、椎体、肋骨及骨盆等多发骨折,被送往当地医院救治.不久,病人出现了高烧和黄疸等症状,主治医生开始大量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但事与愿违,病人的病情非但没见好转,反倒愈加严重.家属情急之下,马上将病人转入北京协和医院.参加会诊的王爱霞发现,病人的心脏出现了严重病变.这位因车祸导致骨折的病人不得已被推进手术室,接受了一场心脏手术.为什么骨折病人心脏出了问题?王爱霞说,“治疗初期,患者因长期无法进食,肠黏膜变单薄了.大量抗生素进去后,破坏了他的肠腔内微生物平衡,肠腔内革兰阳性菌、阴性菌减下去了,但大量真菌却伺机繁殖起来,攻入患者的血液循环系统,最终流向心脏,引发心脏的病变.”

一位工厂女工突发很重的黄疸和肝硬化腹水,被当地医院诊断为肝炎,单位要求这位青年女工病退.女工心里非常不服,“凭什么给我戴一顶肝炎的帽子?”她自费来到协和找到王爱霞,经检查患者甲乙丙肝功能全部正常,问诊中,王爱霞得知她的黄疸是从一次泌尿系统感染后服用诺氟沙星开始的,属于喹诺酮类药物引起的瘀胆性肝炎,肝管挤压后引起的毛细肝管梗阻使病人出现黄疸.王爱霞决定给予病人激素冲击治疗并随诊,八周后病人黄疸全部退掉了,肝炎的帽子被摘掉了,理直气壮地回单位要求恢复原工作职位.

由于大家对中国首例艾滋病表现为肺孢子虫肺炎（PCP）印象太深刻,80年代曾一度认为PCP是艾滋病的特异并发症,其他疾病不会合并PCP.所以在一位白血病人出现呼吸衰竭、表现出PCP症状时,北大人民医院陆道培院士将王爱霞请去会诊.王爱霞解释,PCP其实一点也不神秘,它不是艾滋病的专利,血液病、肿瘤和艾滋病一样,都因会免疫功能低下而产生PCP,立即用复方新诺明治疗.由于用药正确,病人迅速好转.同样是一例解放医院80岁高龄的双肺PCP病人,因考虑到病人肾功能不太好,王爱霞给她选用了抗真菌新药卡泊芬净,病人双肺功能明显得到改善.

与细菌斗智斗勇了一辈子,王爱霞对五花八门的药物特别是抗生素的作用机理、用法、特性、长处、短处,如数家珍.她的用药,充满了哲学和辩证法,娴熟而游刃有余,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与细菌、病毒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她最想警告临床大夫的话就是,“大夫斗不过细菌产生的耐药性.只有熟悉药物的禀性,你才能很好地驾驭它们,才能使它们发挥出最好的作用,也即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国内这一领域长期由3位女强人三分天下,她们是上海抗生素研究所所长汪复、北大前临床药理研究所所长李家泰与协和的王爱霞.三个人特点鲜明：汪复专攻抗生素,李家泰侧重药物的临床药理研究,而王爱霞侧重在多种药物的临床运用,特别是疑难重症病人怎样选择合适药物,如何处理错用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等等.“临床疑难疾病涉及感染问题的会诊离不开南北二王（王爱霞、汪复）,”方圻大夫说.

戴自英90年代来京进行“抗生素的合理使用”讲座时,到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嘱咐随行的人把王爱霞叫来,“听众的现场提问就由你来替我回答吧.”王爱霞急忙说,“医生们都是冲着您来的,我怎么可以呀?”戴老师鼓励她,“我已经离开临床多年,理论上没问题,但临床上的问题你比我熟”.

在药物的掌握上,王爱霞脱口而出的一些话语,常被临床医生奉为宝典.比如,“药物引起的肝炎,可用激素治疗”“半衰期长的药,除了非常对症,否则不能用”“药物进入体内什么时候起作用,作用能持续多久,都要在用药前做严密的推算”等等.协和长期引以为豪的合理用药,受到同行叹服,正是因为有王爱霞等的支撑和正确引导.

临床工作中常可见到一些老百姓得病心急,缺乏相关知识,看门诊时盲目点名要某某抗生素,觉得越贵效果一定越好.而某些医生为了迎合患者,或出于利益,不顾原则地满足病人的要求.面对这些“自作主张”的患者,她总是苦口婆心地劝说,“抗生素不能随便吃,即使家里有存货,也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用.我手里就有各种各样的抗生素,可我自己很少用.设想一下,现在一点点小毛病就用,等到真的生病时,用这点普通的抗生素还灵吗?” 多年来王爱霞一直把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宣传作为自己的重大责任.在学界,她是继戴自英之后国内讲药物合理使用、抗生素合理使用的最重要的主讲人.2006年协和医院开办继续教育“名家讲坛”,首场报告就是王爱霞的“抗生的素合理使用”.据说,会场挤满了慕名前来的各级医生.她还在全国举办了多次讲座,深入基层作讲座和培训,并主办期刊、发表专题文章.2006年,她和中国感染学界的同事们将美国著名的《桑福德抗微生物治疗指南》翻译过来,介绍给中国医生.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人体各系统器官的感染性疾病,包括细菌、真菌、寄生虫和病毒在内的各种常见病原菌,首选治疗方案和备选治疗方案,药物的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等.她说,“这本书已经4次再版.但我们发现大家还是没有很好地掌握这本书的使用诀窍.所以我正在备一堂课,内容就是如何解读这本书.”让临床医生都能对药物娴熟驾驭,这是王爱霞最大的心愿.

作为中国知名的感染病学专家,王爱霞经常出现在全国各类疑难重症大会诊的现场.一次参加一位极危重病人的会诊,很多同行在场,王爱霞提出停用正在使用的广谱抗生素,理由是这位病人广谱抗生素用到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再用下去就会冒着很大的真菌感染风险,但现场几乎没有一人同意她的意见.王爱霞让了一步：“那就这样,还用抗生素,但咱们试着将广谱的换成低档的、窄谱一点的.患者今天体温是38%多,如果明天早晨起来体温从38%多降到37℃多,那就说明药停对了.”根据王爱霞的主张,医院停用了广谱抗生素.第二天一早,王爱霞就直奔病房,此时患者体温已降到37.6度.主管医生问,“王老师,今天抗生素怎么用?”“继续停.”王爱霞的回答毫不犹豫.

我们问王爱霞教授,“现在医患关系这么紧张,特别是多数专家持不同意见的情况下,您为什么还要冒着巨大风险,顶着巨大压力,作出停用抗生素的决定呢?”

王爱霞说,“那你就要看这药用了以后,对患者的利大还是弊大,比方我继续用这个抗生素,有利的一面是患者可能继续见好；但不利的一面是真菌该上来了,一旦真菌感染,就会非常麻烦.换一种药,对我而言是冒一点风险,但对于病人说来是大大的有利啊.”

“您这是在权衡利弊?”

“对,临床诊治工作其实就是个权衡利弊的过程.不过,权衡的不是我自己的利弊,而是对病人身体的利弊.医生如果要权衡自己的利弊,保险系数固然会很大,让病人再用三天抗生素,我不用冒风险,大家也都同意.对不对?可是站在是否有利于病人的角度来衡量,早一天停广谱抗生素,病人就会恢复得更快,没有并发症,不就更符合逻辑了吗?”王爱霞说.

七、抗艾路上的信念支撑

1988年,距离中国国土上发现第一例艾滋病过了3年.王爱霞受邀前往泰国调研艾滋病的防控举措.在这个有名的艾滋病高发区,王爱霞深入红灯区实地调查,和们进行了面对面地交流.

泰国对所有的和同性恋都要进行登记.如果有人担心自己感染了HIV,就可以到相关检测机构,无须报出名字,提出检验HIV的要求,工作人员马上就给检测.如果是阳性,就会继续追查该患者是同性恋、吸毒,抑或是因为输血感染.这个机构非常注重对病人的隐私保护,所有个人信息都予以保密,接诊的大夫也是固定的.要对病人的病毒载量及CD4数值进行定期追查,一旦出现CD4数值降低,就提供免费的药物治疗.

回国后不久,王爱霞便把泰国的经验搬到了北京协和医院,设立了艾滋病门诊（不对外挂牌,但病人都知道）,建立了艾滋病患者登记档案.这就为之后HIV感染者在协和接受规范的诊治提供了途径.

首例艾滋病患者毕竟是外国人,是不是中国人中就没有?国际报道的病例中,艾滋病多见于同性恋、吸毒人员和献血人员.1989年,王爱霞在中国的献血员中开展了HIV的筛查工作.那时候的HIV感染者和艾滋病人毕竟凤毛麟角,哪里会轻易找到?苦思冥想后,王爱霞思绪豁然开朗,梅毒与艾滋病同为性传播疾病,梅毒血清阳性患者中会不会隐匿着HIV阳性?她立刻找到医院检验科以联合署名为条件,将陈定一研究员珍藏的、已确诊为梅毒的病人血清标本一部分拿到手,结果在67份血清中筛查出了一份HIV阳性.为了得到临床证实,王爱霞根据病人在病案中留的家庭地址,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派遣学生持介绍信上门家访,结果得到的消息是病人已经出国,去了澳大利亚悉尼.

许多事情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几年后的一天,王爱霞突然接到了东城区防疫站（现CDC）刘英同志的,“王教授,您还记得那年报告的那例HIV阳性病人吗?前几天,我去澳大利亚悉尼参加一个学术活动,顺便聊起来,澳大利亚官员说,确实有一位叫某某某的北京来的病人,是他们当地一个艾滋病人的同性恋伴侣,刚来的时候只是HIV阳性,但仅仅过了一年之后就出现了艾滋病症状,现在已经确诊艾滋病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成年男性同性恋患者HIV感染.

第三例艾滋病人的发现同样充满了福尔摩斯探案般的神奇色彩.一位29岁的男青年,因发烧初步诊断为肺结核,住进协和医院老楼8楼三层病房第六床.那个病床离卫生间很近,可小伙子总说,从病床步行到卫生间的几步内,就感觉气短、憋气,总想吸点氧.下级大夫抱怨这个病人太娇气了.王爱霞听完病历汇报后,来到病人床旁,仔细听诊后,她让病人从床上坐起来,就在这一瞬间,一个小小的细节被王爱霞捕捉到了,病人的鼻翼出现扇动.这是严重的呼吸窘迫才会有的表情呀,立即做血气分析,氧分压只有70多一点,极有可能是PCP引起的气短.为肯定诊断,立即抽血化验.当时病房里不少人说,“王大夫对艾滋病太着迷了吧?见什么都是艾滋病.”

诊断并不总是一帆风顺.这例病人临床症状典型,且有同性恋史,但防疫站做的蛋白印迹法检查结果血清抗体呈阴性,并不支持临床诊断.王爱霞不服气,她设想到：病人在感染早期,会出现抗体低、抗原高的情况.于是再抽20毫升血送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检测,不出所料,诊断HIV感染的特异性P24抗原确实特别高,结果再次支持了王爱霞的判断.病人经过积极治疗,病情迅速稳定.当他对王爱霞表示千恩万谢的时候,王爱霞说,“谢我,就把你的伙伴劝来看我门诊.” 一年后,也就是1993年,这位先生的性伴侣A先生来找王爱霞看门诊.如今20年过去了,第三例病人早已病故,A先生仍然活得很好.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艾滋病患者越来越多.当时国内没有仿制药,治疗药物全部需要从国外进口,不但昂贵,而且数量奇缺.看到有些病人因此无法得到及时治疗,王爱霞心急如焚,她利用出席国际艾滋病研究学术交流大会等的机会,打听到国际上哪些机构可以提供免费药物,就千方百计为病人申请,这就保证了许多患者得到持续不间断的治疗.

1995年,王爱霞主持制定了中国艾滋病诊治的国家标准,2001年又主持修订了该国标.多年来,她还坚持在全国的学习班上宣讲HIV/AIDS的防治知识和新进展,为全国培养了一大批治疗艾滋病的专科医生.在她的倡导下,北京协和医院于2001年3月率先对所有患者手术前、血液透析前和有创操作前开展抗HIV抗体的检验,卫生部将协和的做法向全国做了推广.

王爱霞对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巨大贡献,还体现在她带出了一个极具实力的艾滋病专家团队.今天的协和医院感染内科,拥有众多位优秀的艾滋病专家,是全国大型综合医院中收治艾滋病患数量最多、治疗效果最好的医院,也是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艾滋病研究的全国牵头单位.

李太生1987年考上王爱霞的硕士研究生,现在已是国内外著名的艾滋病专家.他于1997年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免疫功能重建理论,提出被HIV病毒破坏掉的免疫系统经过治疗是可以恢复重建的.这一理论对于人类攻克艾滋病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让人们看到了艾滋病诊治的新希望.

王爱霞说,“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有的病人HIV病毒拷贝数最高的时候都快到5万了,经过治疗后降到50以下,而CD4+T细胞从最低的149恢复到600以上.这些数据反映出患者配合‘鸡尾酒治疗’后,HIV病毒数量受到稳定控制,也证实了免疫系统重建的有效性.”“既然我们已经肯定了免疫重建理论,那么,你们就要好好用药,把生命留住,赢得时间,就会赢得胜利.”有这样一条治疗新路,王爱霞常常以成功的案例为她的病人们鼓劲,一定要坚定信心,不要轻言放弃.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河南出现的大规模共造成约30万左右人群感染艾滋病.国家开始重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加大了对开展相关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这时候恰好李太生学成回国,成为继王爱霞之后新的领军人,带领协和感染内科艾滋病研究军团开展了全面、系列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他们所完成的“HIV/AIDS临床诊断及免疫病理的研究”获得2002年中华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是艾滋病研究领域迄今国内最高的奖项.

八、拿出最好的状态来对待病人

在王爱霞办公室的书柜里,放着一本厚厚的艾滋病人档案,上面记录着从1985年至今近30年的时间里,她所确诊过的全部艾滋病人的基本情况,记录着每位患者长达几年乃至十几年的血样监测图,每一页泛黄的纸张里珍藏着一个故事,一个只有她与病人之间知道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里渗透着她与病人之间的信任.讲起病人的数据一直控制得不错,王爱霞满脸的神气.

前面提到的我国第三例艾滋病患者的性伴侣A先生,20年来一直在王爱霞这里接受治疗,病情控制得非常好,是中国同类患者中迄今生存时间最长的一位.他是一位孤独的北漂,年幼时父母双亡,来北京后又不幸染上艾滋病,王爱霞给予了他特别的关照.鸡尾酒治疗方案时间长了都会有些耐药情况的发生,监测到耐药发生时,王爱霞马上与国外联系给他换效果更好的药.

王爱霞给他的帮助,不仅仅是治疗上的,更有精神上的安慰.一次来门诊时,A先生显得特别沮丧,王老师忙问怎么了?他答道：“老家住了些日子,不知道他们怎么就知道我得了这种病,特别歧视,自己觉得心里很难过,活着没意思了.”王老师立即拨通A先生老家疾控部门的,对他们不守规矩、随意暴露A先生的病情提出严厉批评和保密要求.

在王爱霞的宽慰和开导下,A先生逐渐走出了心理阴影.非常有意义的是,在王爱霞的诊室里,他还邂逅了自己的另一半,一位北京籍的女性患者,两人相依为命搭帮过上了日子.这年年底,临近春节的时候,门诊护士李燕接到了王爱霞打进来的一个,“李燕,一会儿A先生要送鱼过来,他亲自收拾送给我俩的,你一定要收下,不能拒绝.”她在里特意嘱咐.

艾滋病患者需要终身服药,定期复查.由于国家实行了“四免一关怀”的政策,患者在其居住地都可以领到免费药,无须长途奔波.但出于对王爱霞多年的信任,B先生每三个月要从南方某省专程飞北京一次.

一天,一位女士手捧一大束鲜花来到门诊感谢王爱霞.原来,她是王爱霞的老病人C先生的姐姐.C先生因艾滋病晚期合并脑炎两天前在地坛医院去世了.弥留之际,他嘱咐姐姐,一定要替他给王爱霞送上鲜花,对王大夫十几年来给予他的精心救治表示感谢.接过鲜花,王爱霞哽咽了.

尽管这些年来,国人对艾滋病患者的理解和宽容度已经大大提升,但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仍显堪忧.王爱霞常对学生们说,“病人怎么得的病并不重要,重要的恰恰在于他们是病人,他们更需要得到我们的关怀.应当去掉道德判断,从科学、人性和生命的角度给予他们帮助,给予他们应有的尊严”,王爱霞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王爱霞的高知名度,吸引了许多名人、要人专程来找她看病.但在王老师这里,患者不以身价论,无高低贵贱,均一视同仁.

一天,门诊来了一个年轻女孩,进门就长跪不起.原来她父亲得了重病住在别的医院,那家医院的大夫说,只有协和的王爱霞大夫能救你爸.王老师心情非常沉重,决定出这个诊.她感慨地跟李燕说,“我们不是救世主,医学有许多未知的东西,我们也未必能帮上她,但是病人的信赖和托付我们不能辜负.”

“王老师最大的特点是对病人的高度负责和敬业,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老一辈协和人待病人如亲人的风范,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李燕作为门诊护士,辅助王爱霞出诊18年,她的话是真挚而发自内心的.一位病人去挂号半天没回来,王爱霞要亲自出去找,看出了什么问题.明明记得自己上周开了三袋药,可为什么患者只拿到了两袋,王爱霞要到药房问个究竟,原来责任也不在药房,而是电子处方出了错.艾滋病人抽血一旦发生会有很高的感染风险,早在20世纪90年代,王爱霞就从国外带回来真空抽血管用于该类病人的抽血,考虑到针头锋利,王爱霞就亲自抽,慢慢等护士学会了,才交给她们做. 除非出差开会,王爱霞很少停门诊,出门诊也从不迟到,哪怕有院内外特别重要的事情晚到5分钟,她都会打过来说明.老伴儿做手术当天,王爱霞门诊照出.直到手术做完了,血管外科管珩大夫打过来说挺好的,大家才知道她老伴今天手术.接完,王爱霞仍继续把门诊看完.

两年前,在王爱霞的强烈要求下,医院批准了她退休的请求,按说她是保健委专家,本是可以不退休的.但王爱霞说,“近年来我感觉身体条件不是很好,如果一个医生不能拿出最好的状态去对病人,那就必须休息了.”

九、给了大家拼命干事的理由

王爱霞对工作严谨,对学生严格,在协和是出了名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王爱霞担任大内科副主任,分管医疗工作.现在已经担任协和内科学系各专科主任、副主任,并在全国内科各专科领域崭露头角甚至已经成了“大腕儿”的一批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像感染内科的李太生、普通内科的曾学军、呼吸内科的许文兵、消化内科的钱家鸣、心内科的张抒扬和严晓伟、肾内科的李雪梅等,都是在那十年间接受住院医师和总住院医师培训的,无不受到王爱霞的影响和指导.协和至今传着当年钱家鸣见了王爱霞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绕道走,许文兵嘴里念念不休“真可怕”这样的经典故事.经历过那个有着“老协和遗风”的年代,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协和医生们,对这位严师“既怕又喜欢”,越是到今天,越发从内心深处生发出无限的怀念.

内科住院医师在急诊轮转是“老协和”多少年传下来的规矩,急诊是培养住院医师独立工作能力和高度责任心的重要基地,所以一直被王爱霞看作是医疗工作的重中之重.每月的急诊新老交接班会她都要亲自参加,在这个会上,她要给大家讲上个月出现了什么问题,新转来的住院医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她敢管,不怕得罪人.她会当面嘱咐,手把手地教,随时随地地考试,写得不好的病历会被王老师随时提拎出来.”这是她给学生们留下的最深印象.“她会在交代完注意事项后突然挑出一个她觉得有意思的病例现场考试,每人发一张纸条,请每人写出自己的思考和诊断,然后逐一点评.”

一次,针对急诊放走一位急腹症女病人的事例,王爱霞在查房中不失时机地提醒大家,遇到类似体征的女病人一定不要忽略了宫外孕.事情过去没几天,急诊果然来了这样一位病人,现在已经在美国的兰志强大夫马上就做出了正确诊断,为此他得到了王主任表扬.

“她是一位特别能沉下去的医生.所有内科病房的重病人,她都能做到心中有数,年轻大夫需要帮助会诊的时候,她随叫随到.虽然她不在现场,但对急诊每天发生的事情,都了如指掌.各项规矩立得清清楚楚,执行起来决不含糊.”在内科当了30年秘书的马宁说.

在急诊独立工作的住院医要有高度的责任心,稍一松懈就容易出差错.那时的总住院医师不会包庇任何一个人,会把一线发生的情况如实地汇报给王爱霞.大家也不会觉得总住院医是跟谁过不去,怎么告我的密等等.而一有异常,王爱霞会马上出现在一线.大家一听总住院医说“王主任一会儿就下来”,马上紧张起来,立刻开始反省自己哪一点做得不好.

“她有敏锐的临床观察力,总是能抓住问题的关键,一针见血地解决问题.她会透彻地讲清楚整个事情的过程,即使没有犯错误的学生也能从中学到经验和教训.所以每个人都能在她严格的要求下和坦诚的学术环境中锻炼、成长.”曾学军感触很深地说,“王老师用特有的执著和坚守,营造了一种独特的管理制度.”

除了严厉,王爱霞留给大家还有太多温馨的回忆.当时协和住院医师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曾学军清楚地记得在那年的除夕夜,王爱霞从家带来面粉和自己做好的馅儿,在感染内科的实验室桌上铺了一张白单子,和住院医们一起包起了饺子.

她对学生的关心,绝不仅只表现在生活上,更多地体现在针对他们每个人成长的需要而作出的精心安排上.曾学军刚刚入院就被派往急诊观察室两月,接着去内分泌科轮转了两个月后第二次被派到急诊,为此她很不理解,“分到内科半年了,怎么总在科外面飘着?”就在她情绪有些低落的时候,一天晚上,王爱霞到宿舍里看望她,给她讲了为什么要在急诊多待的理由.

协和医院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台了一项政策：完成3年轮转的住院医师可以直接考博.想到第一年名额有限、竞争激烈,曾学军没有报名,王爱霞在内科查到报名底单,立即让总住院医把她拉来,“大家都报名,你为什么不报?走,跟我去.”不由分说,把她拉到了风湿免疫科张乃峥主任、也就是曾学军后来的导师那里.

初试顺利通过,可就在这时候,曾学军接到了家里的电报,父亲病故了.没有来得及告别,曾学军立即回家奔丧.是王爱霞把打到了家里通知她赶回来复试.

一年后,结束了一年的研究生课堂生活、刚到实验室的曾学军又被王爱霞找去谈话,“有个机会做总住院医师,但是你必须先去急诊、ICU轮转半年,这样对你做总住院医师有好处.”曾学军特别不理解,做总住院医师无疑是每个人求之不得的锻炼机会,但实验室工作也刚刚开张,这时候扔下,以后是要从头开始的.可是王爱霞主任口气是那样不容置疑,曾学军只好带着不解而屈从.可是那段经历结束后,曾学军理解了老师的这种安排,虽然那13个月过得非常忙碌和辛苦,但临床能力得到了非常好的训练,实验室的工作也没有耽误.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自己逐渐成长,曾学军对其中的道理体会得越来越深：虽然没有过多的解释,但王老师无疑在贯彻她的管理决策,她知道哪个学生应该在什么时候接受什么样的培训,这对青年医生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老师总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给予我们实质的关心.这让大家在艰苦的生活中看到了公平,有了拼命干事的理由.”说这句话的时候,曾学军的眼睛是湿润的.

十、大医至正

半个多世纪以来,王爱霞一直遵循老一辈医学家“到病人身边去”的教诲,坚守在临床一线,和病人打交道已成为她生命难以割舍的部分.80岁生日的时候,科里为她举办了一个祝贺80岁华诞暨从医55周年的宴会.来的亲戚朋友们说,“王爱霞这一辈子是奉献给协和了.” 王爱霞一辈子没有午休,天生忙碌命,看不完的病人,会不完的诊,讲不完的课.她把自己的一辈子全部交给了病人,却忘记了自己其实也是一位病人.长期拼命三郎式的工作,使王爱霞得了严重的糖尿病,频发房早,心律不齐.出门诊时,常常因为病人太多,看得仔细,错过了吃饭的时间,结果犯了低血糖.细心的李燕看到后,就在门诊的冰箱里给王爱霞备上几块饼干、巧克力.如果心脏不舒服了,她在办公室里找三把椅子并排一摆,和身躺下休息一会儿,然后爬起来继续工作.走近这位在感染病学、传染病学领域奋斗了大半辈子、贡献卓著的医学家,从中感悟一个优秀临床医生的成长,是我多年的愿望.5年前,我终于有机会实现了这一愿望.采访王爱霞是在她中午饭后、下午外出会诊前“抽空”进行的.

王爱霞说话的节奏特别快,81岁的老人一如年轻时般思路敏捷,以至于我们这些年轻人必须调动全部的注意力才能跟得上她的思维.她就像一本厚厚的疑难病例字典,随着她的讲述、眼神、神态和动作,一个个疑难病例的诊治过程立即生动地浮现在你的眼前.她的讲述里全是病例,关于她的家庭和自己的艰辛付出从未提及.她低调,但无疑又充满了.正像一位同事所说,“王爱霞看到病人,就像战士听到了响.”

简单的,忙碌的,果敢的,心无旁骛的,从容不迫的.一辈子在与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疑难疾病斗智斗勇.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协和临床医生的生活.

也许正是这样的生活,注定了王爱霞的大医人生.使她在年轻时就因出众的才华深受张孝骞、方圻等名家的欣赏,能在艾滋病的发现、疑难病的诊治、院内感染控制、抗生素合理使用等诸多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即使因高龄告别了学术舞台,全国的同道们见到协和医院同人的时候,总提起王爱霞当年结合前沿最新进展和自身丰富临床实践的高水平讲课.用后辈们的话说,他们对王爱霞老师崇拜至极,“从来在模仿,总无法超越.”

在晚辈们心中,王爱霞不仅工作好,生活能力也超强.无论花色还是款式都很得体的衬衫、裙子多年来竟都是自己做的.每年正月初二三,感染内科的同事们照例要去王爱霞主任家拜年.多少年来,王爱霞总会亲自下厨做上一大桌子非常讲究的上海菜犒劳大家.近两年即使体力不太好了,也会做各种花样的中式、西式点心给大家品尝.“王老师花也养得好.兰花、水仙、君子兰,怎么浇水,怎么晒太阳,怎么弄土,总能够让它正好在春节期间亲戚朋友同事们上门的时候开.从这一点就足以见得王老师凡事善于动脑子,肯琢磨.”刘晓清说.

工作在协和,我有得天独厚的机会与诸位大家接触,了解他们把日子过得特简单、把工作做得特传奇的人生经历,思考、揣摩他们各自的成功之道,发现了某种惊人的相似.2001年9月,北京协和医院建院80周年纪念,协和的老朋友、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丁肇中先生应邀到协和讲学.他谈到自己在科学工作中的四点体会：一、不要盲从权威；二、永远对自己充满信心,做你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三、要对意料之外的现象有充分的准备；四、要实现你的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奇心,要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感兴趣,并且勤奋工作.后来当过大内科主任的沈悌教授问丁肇中先生,“医学不能重复实验,那么医学算不算科学?”丁肇中教授说,“我因为生病到协和,我觉得协和的大夫就是科学家.”

王爱霞,丁肇中,他们本质上是一类人.他们都有对学术自由的向往,对真理的执著和对科学的忠诚.

对此,学生李太生体会非常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