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盖棺定陈独秀

胡适对陈独秀知之最稔,由衷地钦佩他处事坚决果断的态度,十分珍惜与他相交相识多年的友谊.尽管他们后来分道扬镳,胡适仍对身处逆境中的陈独秀施以援手,对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贡献,始终予以肯定和褒奖,而晚年则又对陈独秀作了盖棺论定的评说.

“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即后来的《新青年》）杂志,开宗明义向世人宣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科学与的呐喊,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奋进号角.

此时,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在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中也明确、响亮地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神州文化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陈独秀亮出科学与的旗帜,正急切地寻求同盟者,当他知道大洋彼岸胡适的思想和主张后,便极力怂恿胡适的同乡朋友、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去函约稿,并让邮去刚刚出版的《青年》.汪孟邹在信中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即汪孟邹——笔者注）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即章士钊——笔者注）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固佳,至少亦有一种.炼亦知兄校课甚忙,但陈君之意甚诚,务求拨冗为之所感幸.”

陈独秀期望殷殷,胡适却毫无反应,这让陈独秀着急了,又催促汪孟邹连连去函,信中所表述的心情是那么的殷切急迫,“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再三转述,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杂志光宠”,“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信中甚至有嗔怪之意,“何以至今仍然寂寂”,“陈君见面必问,炼将穷于应付也”.

1916年2月3日,胡适终于给陈独秀来信,表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他还将所翻译的俄罗斯小说《决斗》寄予《新青年》.陈独秀同意胡适的意见,并将《决斗》在《新青年》发表,认为《决斗》是“改良文学之先导”.他还在信中说：“中国百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耶?”

胡适再给陈独秀信时,大胆地提出了具体而又激进的八项主张：“（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话.（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1916年10月初,陈独秀连去二信,对八项主张,“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只是对“须讲求文法”和“须言之有物”提出质疑,并强调“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望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

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飘洋过海,转到陈独秀的手中,很快便登载在《新青年》上.这篇文章对八项主张做了调整：（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胡适后来回忆说：“陈独秀先生是一个老革命党,他起初对于我的八条还有点怀疑.等但独秀见了我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就完全赞同我的主张.”其实,陈独秀对八项主张并不怀疑,只是对其中的两项质疑而已,在读过《文学改良刍议》后,这点质疑也就抛之九霄云外.他极为振奋,特意在文后的跋语中说：“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果,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

作为响应,陈独秀很快便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他的态度更果敢更坚决.他说：“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等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中国“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此时,胡适远在大洋彼岸的哥伦比亚大学,为撰写博士论文已是心力交瘁.对国内蓬勃兴起的文学革命,他也只能隔岸观火了.而且,历来温柔敦厚、胆怯怕事的胡适,面对那班留美朋友中“保守分子的反对”,已不愿意事态扩大,竟给陈独秀去信,表示文学革命的事,“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则不然,他义无反顾、一往无前,明确答复胡适：“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文学革命就这样方兴未艾,修成正果.后来,胡适感叹道：陈独秀“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的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

“独秀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

1917年1月,陈独秀在接任北大文科学长时就有意推荐胡适担任.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即蔡元培——笔者注）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

当年9月,胡适来到北京大学就任教授职,不久又加入《新青年》的编辑行列,成为这个群体的重要成员.次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约定,《新青年》须遵循“20年不谈政治”的方针.可当面对真实的政治问题时,陈独秀又觉得“怎么该装聋作哑”呢?胡适后来回忆说：“我的政治兴趣甚浓的朋友们如陈独秀等人”,对“不谈政治”的方针“并不太热心”,因此“他们才创办这个新周刊《每周评论》,来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他还说：“这张小报的发行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陈独秀的文章特别多,涉及的多是敏感的政治问题.他在《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中,讴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鼓吹“欧洲劳农两界”的革命,其“势力已经征服了好几国”,“这种革命,在政治上算得顶有价值的事体”.读过这篇文章后,胡适吃惊地说：“想不到仲甫越来越左倾了.”

陈独秀的这些文章,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舆论方面的准备.不仅如此,他还在《新青年》发表《本志宣言》,主张把有产者的政治,变为不受财产限制的政治,鼓吹“民众运动”,以实现社会的大变革.胡适也发表《新思潮的意义》,鼓吹“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不赞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理论,主张对社会只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一点一滴的去进行,而切不可进行政治革命.

陈独秀确实是“越来越左倾”,这使他在北大同人中十分孤立,以至成为众矢之的.他们罗织罪名,讹传流言,就是要将陈独秀排挤出北大.1919年4月8日晚,蔡元培在各方压力下,提前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决定教务总长总理文理二科,文理科不设学长,陈独秀体面地离职.胡适不赞成这样做,他说,所谓陈独秀“私德太怀”,都是“小报所犯,道路所传”,他对蔡元培等“学界领袖”,将此无稽之谈“视为铁证”而惊诧不已.时隔16年,胡适在评论此事时,还不无遗憾地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等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陈独秀离开北京来到上海,真正地如鱼得水,无羁无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正是在此时确立的.《新青年》的政治倾向亦坚如磐石,蔡和森这样说,“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到了《劳动节纪念号》后,“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这里说的“美国思想”,便是针对胡适宣传的杜威实验主义而言.

胡适以为如果陈独秀不离开北大,就会“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当然也就不会有“中国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这是他的一家之言,姑妄听之.不过,有一点倒是实情,那就是胡适在《口述自传》所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的发起人.因而——《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

这使胡适很不满意,而陈独秀也不得不承认：“《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胡适十分清楚,尽管陈独秀表示“有意抹淡”《新青年》的政治色彩,但已无济于事了.在他看来,“北京同人抹淡之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

围绕《新青年》编辑方向的争论,陈独秀和他的一班自由主义倾向的朋友们渐行渐远,分裂已是难以避免的了.陈独秀,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创始人；胡适,中国最具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各自秉持的世界观悖异,自然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

1922年,胡适创办《努力周报》,提出“好人政府”和“联省自治”的主张,陈独秀则批评这些都是荒唐的主张.次年11月,应他们共同的朋友汪孟邹的邀请,各自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两人又发生唯物论与心物二元论之争.陈独秀总想拉着这位老朋友一道前行,使之成为同一营垒的盟友.1932年,他曾向人说：“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犯言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也说马克思是一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几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方面来.”

1925年冬,胡适住在亚东图书馆医治痔疮,陈独秀于夜间来探望这位老友,两人略略寒暄后,便又开始争论,一个讲马克思如何如何,一个讲杜威如何如何,一个讲苏俄如何如何,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急了,胡适便不失绅士风度地说道：“仲甫,我有事,你坐罢.”走下楼去,暂时挂出了免战牌.过不了几天,陈独秀又来亚东图书馆,一场新的争论便又开始了,然而,他们的争论是从无结果的.

“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最先在他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时,无声无息,没有什么影响.后来,陈独秀一再索稿,他又抄了一个副本寄《新青年》.谁曾想一经《新青年》发表就风行上海,哄传全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陈独秀和《新青年》,胡适难以风云际会,青史留名.正是因为这样,胡适才十分珍惜这段友谊.他们之间无论分歧多大,他总是把陈独秀当做朋友,亲切地称他为“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我的朋友”“老朋友”.

陈独秀一生倾力于政治斗争,自然成为统治者迫害的对象.他一生多次被捕,而几乎每次被捕,胡适都积极参与营救.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京师厅逮捕.胡适知道后,便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通过在京皖籍知名人士,四方奔走,致书京师厅,说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我们“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

1922年8月,已是领袖的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并没囿于政治岐见,依然为其早早释放而奔走.他致信外交总长顾维钧,详说陈独秀一案的原由,并请转告法国公使,“一来为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请尽快释放陈独秀.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胡适得知后,便与翁文灏、罗文干致电,希望能“依据法律特赦”.10月30日,他还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专题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他说,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1）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2）由他才把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3）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陈独秀对胡适多年来的关心深为感激,说：“此次累及许多老朋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就是在这封信中,陈独秀劝告胡适勿要从政：“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近闻有一种流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

有趣的是,胡适也为陈独秀不能专心研究学问而惋惜.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弟常与诸兄说及,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多暇可以著述（陈仲子即独秀——笔者注）；及其脱离苦厄,反不能安心著作,深以为不如前者苦中之乐也.”

次年11月初,胡适因事路过南京,行色匆匆,无暇探望陈独秀.他唯恐老友误解,便去函解释：“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他们的晚辈朋友汪原放也去信解释.可是,陈独秀却不能原谅,以为胡适只顾“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而将朋友冷落了,在给汪原放的信中还带有怨气地说：“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

胡适倒不失君子风度,深知陈独秀倔犟、孤傲的性格,理解囹圄难耐的寂寞和孤独.他非但不抱怨陈独秀,反而在后来途经南京时尽量挤出时间前去探望询问,并给带去一些书.这样,两个老友又和好如初了.

转眼,陈独秀已坐了五年牢.几年来,胡适为此焦虑费心,还专门找了国民参议会议长汪精卫,请其从中转圜.1937年8月下旬的一天,胡适又来探视,并拿出汪精卫的便函,只见上面写道：“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陈独秀看后感激地说：“适之,我每次吃官司,都给你添麻烦.”不久,这封信公开发表,不出一周,陈独秀便释放出狱.

1938年8月,陈独秀定居重庆江津.几乎与此同时,胡适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没有忘记老友的窘境,早在一年前,便想让陈独秀参加“国防参议会”,却遭到他的拒绝.后来,胡适又通过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又婉言谢绝说：“我生活要求简单,也不愿去异国他乡,更厌烦见生人,所以,我还是不去美国好.”

当陈独秀以老病之身僻居江津时,既无家资财产,又要携家带口,生活十分艰难.老友汪孟邹牵挂于心,只得又给胡适去信说,陈独秀“胃病复发,血压高之老病亦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他今年已六十高龄,使弟十分悬虑,未能去怀.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设法,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因他体气素强,诸事乐观之故.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办法,该可生活无虞.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不得不十二分仰望吾兄为此高龄老友竭力为之”.

这以后,汪孟邹又多次去函,请求胡适给予帮助.1941年2月25日,他在信中说：“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血压症,时轻时重,医云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阻,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可虑,还要带病工作,近著《小学识字课本》,售稿于国立编译馆,以资生活,亦太难矣.”

胡适认为,老友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便是来美国撰写自传,以稿酬维系生计.可是,陈独秀却一再拒绝,热心的胡适再别无良策,当然也就暂缓书信,直至陈独秀逝世.

“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

陈独秀逝世后三年,重庆举行“关于陈仲甫先生遗著出版问题”座谈会,会上议定出版陈独秀著作,并委托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负责整理陈独秀的遗著,以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何之瑜接受这一使命后,自然想到了胡适,请求胡适为之作序.

1949年2月2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读《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深喜他晚年大有进步,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自由的路了.”这本小册子收入陈独秀在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给朋友的6封信和4篇文章,虽只有3万多字,却涉及诸多政治问题,其中尤以对的见解,引起胡适的兴趣.4月,胡适又一次仔细地阅读《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感觉这是陈独秀“独立思想等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等”欣然为之作序,并将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

胡适在序中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自由的见解,是他‘沉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胡适说,陈独秀已把“政治的真实内容”看得更透彻了：“一切公民（有产的与无产的；政府党和反对党）,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他更申说一句：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政治与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政治,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之自由.”

胡适读着这样的文章,感觉到老友和自己的心又越来越近了.老友转了几十年曲曲折折的路径,如今又转回到“美国思想”,他怎么能不感慨系之呢?

1961年5月,台湾学者李孤帆给胡适去信,征询收集、整理和出版陈独秀遗文的意见.胡适开始对此饶有兴趣,建议李孤帆首先应该设法找到《独秀文存》,并答应自己将送来《陈独秀最后对于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和《实庵自传》.他知道陈独秀的文章是难以搜集齐全的,就是搜集齐全了,在台湾这样一个专制政体下,那些讨伐国民党的文章,是不能印刷出版的.同时,胡适又说：“我把他的《最后见解》印行,是要保存他最可以珍惜的最后见解,其余的许八股是不值得再流传.”

显然,胡适对于重印陈独秀的文章,正如他给李孤帆的信中所说“颇不热心”,可李孤帆不改初衷,执意要编印一本新的《独秀文存》,并邀约胡适作一篇序.胡适非但没有作序,反而于8月28日给李孤帆去了一封信,继续泼冷水,他说：“第一,我自己就没有心力写‘介绍陈独秀的思想’的文字,因为那就需要我重读他的全部文字,而现在绝对无法搜集他的全部文字.第二,我觉得独秀早年的思想大都是浅薄的；除了他晚年从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最后’几点政治思想是值得表彰之外,我也总觉他是一个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老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第三,我觉得你也不是理想的‘马二先生’（《儒林外史》的‘选家’）,而这个时候也不是选印独秀文选的时候.”

这里的关键是第二点,乃是胡适给陈独秀盖棺论定的人生总结,也是胡适最后一次评论陈独秀.距此信也就半年,胡适在一次酒会上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

陈独秀真的是“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吗?不然,他生前就有很多学术专著,其中尤以晚年困境中完成的《小学识字教本》为最,梁实秋先生称其“论证精详,见解通达,是其平生杰作”,“对中国文字学有独到之研究,有许多新的诠释,发前人之所未发”.他是位杰出的诗人,有学者称“他是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诗宗”.他还是位杰出的书法家,其书法作品有着坚实的学识根基和过人的才情底蕴,故风帜独标,名重南北.

当然,政治才是他的所好和“专业”,而其他都是业余,就此而言说他“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亦不为过.陈独秀生前一年,胡适已送之雅号“终身反对派”,这里似已含有这样的内容,即陈独秀“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或云没有思想的人.陈独秀十分乐意接受这一雅号,他在给S和H的信中说：“‘圈子’既是‘教派’,‘正统’等于中国宋儒所谓‘道统’,此等素与弟口胃不合,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等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

考察陈独秀的一生,他从“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因为,“迷信与成见,均经不起事变之试验及时间之淘汰”,他“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时地否定历史,否定自我,这本身就是痛苦的焦心苦虑,呕心沥血,他怎么可能是一个不能够思想的人呢?○

题图陈独秀与胡适（右）

责任编辑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