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等

11月9日的《新京报》刊登社论说,十八大报告首次宣布“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殊为不易.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具体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对城乡居民收入目标是“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十七大提出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城乡居民收入目标则是“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十八大对收入分配则首次提出了具体量化指标,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十八大提出的居民收入分配翻番的目标,就是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十年翻一番”,意味着每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需要达到7.2%.如果这一计划能够实现,将形成的中等收入人群,恐怕会有5-6亿,这不仅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最坚实的基础,而且也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动力之一.要实现中国版收入倍增的目标,需要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有重大突破.收入分配的各个环节,都可以成为改革的突破口.例如,明确约束和限制财政增长的速度,使居民收入占比有更多的提升空间；还有,加快资本市场改革,使城乡居民能够真正享受到财产性收入.一句话,目标已然明确,关键看行动.

民生就是要让走得慢的都赶上来

吴乔在11月13日的《京华时报》上撰文指出：从民生角度看,十八大报告是一部增进人民福祉的详细图谱.如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的“两同步”、“两提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怎么写作”.而当报告被审议通过,这些具体操作层面的内容就将上升为党的意志,上升为党的大政方针,就会成为党员干部的行动标杆,成为人民群众的衡量标准.做没做,人民都看得见.做没做到,人民都感受得到.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的责任.实事求是地讲,民生是很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难题.民生的难点在于,如何切准民生的脉搏.在保障改善民生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一系列实际而管用的理念.比如“全覆盖”,就是给全体人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再比如“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还比如“倾斜”,财政、政策向欠发达地区倾斜,而不是一碗水端平,或借口市场调节而放弃政府责任.今天中国国情的复杂程度远超一些人的想象.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人,可能对农村落后地区的生活难有切身体会.一项政策让一部分人受益时,另一部分人利益可能受损.不同群体的民生诉求,可能迥然有别.因此,对治理者来说,听得到一些人的笑声,也应想得到另一些人正生活在困苦中；日思夜想的不是只带领一部分人前进,而是带领所有人一起往前走,让走得慢的、掉队的都赶上来.

七百年的契约

罗强在第11期的《·原创版》上介绍说,科隆教堂是德国科隆市标志性建筑物.157米高的钟楼使得它成为世界第三高的教堂.科隆教堂1248年8月15日动工,1322年唱诗堂封顶那天,科隆地区人们商议,由政府出面做出规定：自今日起,城内所有建筑不得高过教堂,以便于人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仰望到神的存在.协议要求,子子孙孙,没有时间限制,必须无条件遵守.并把协议内容刻成文字,立于科隆教堂大门左侧,以示后人.在随后的几百年中,因为战争、王朝更换、资金断流等种种原因,致使科隆教堂多番停工,断断续续修建了六百多年,直到1880年才得以竣工.那块石碑,因为意外的火灾被毁去,但科隆人心里的协议,却并未撕毁.这份契约,700年间被严格遵守.21世纪初,有一家当时世界闻名的通信公司,决定入驻科隆,计划修建一座电视塔,调查之后,知道了科隆契约.最初,决策者并未把这个几百年前的协议当作一回事.在他们看来,如果公司入驻,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还能给人们带来无数的通信便利,与这么多现实的利益比起来,那个古老的协议,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通信公司找到市长,商谈修建电视转播塔的事,市长当即拒绝了,他明白科隆人的骄傲与固执.随后,通信公司又找到议会,再次提出方案,在看得见的利益面前,一些议员动摇了,在另外一些人的反对之下,采取了全民表决.当议员同意修建一座高达368米电视转播塔的消息传出来之后,科隆人愤怒了.在一片指责声中,议员被撤职.全民的结果,超过90%的人选择了拒绝.最终,通信公司不得不离开科隆.科隆人700年坚守一份契约,本身就是一种信仰,这种力量,超越宗教,超越时光.

东德教训：对穷人不能只贴钱

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丹尼斯·斯诺10月30日的《环球时报》撰文指出：当今世界经济暴露了很多深层次矛盾,只是对穷人贴钱不是解决当前全球经济中劳资矛盾的最佳路径.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最大限度地适应环境变化是大方向.劳动力需要得到更多的教育和培训,劳动力拥有学习能力很重要,可以帮助他们抵抗经济的起伏与波动.回顾“柏林墙”倒下后两德统一的进程,现在我们认为,西德当时犯了一个大错误——在没有充分建立好东德经济增长激励机制的前提下,仓促推进法律意义上的政治框架与推进政治改革.因为东德与西德合并之后,东德人一下子享受到欧洲福利经济的各种优越,东德的工资水平大幅度改善之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却没有随之跟上.东德人对西德既有的福利制度依赖的时间越长,就越没有兴趣改善劳动生产率,这就直接导致了竞争力的衰弱,造成了如今的高失业率现实.如果历史能重新给一次机会,我们会采取和以往不同的做法.先和经济落后地区谈好经济激励机制,通过给他们机会教育和培训,取得绩效之后,实施约定的经济奖励,而不是一下子就给经济补贴,从长远看,直接经济补贴是不灵的.

重塑党和法之间的关系

第29期的《财经》刊登记者专稿说,要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建立法治社会,重塑党和法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党和法治之间的关系,共涉及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立法层次,“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这一是明确了法律的来源之一是党的主张,二是明确了党的主张应当经过法定的程序转变为法律.这解释了人大和党的权力分工,也为支持和完善人大行使国家权力打下理论基础.第二层次是守法层次.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意味着,要保障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独立行使职权,杜绝司法权之外的干预.第三个层次则是法治思维的层次.这是十八大报告的新提法,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在因环境、拆迁、、警民和征税等造成的官民矛盾深化的现实下,这一提法显示了决策层对于社会问题的重视和把握,也与政社分开的目标相一致. 地方官员对问题应有更多担当

11月21目的《环球时报》刊登社评说,中国的很多省、市、自治区如果以各自的经济总量或者人口总量拿到世界上去比,都超过了一些经济和人口相当靠前的国家.治理中国的一个省区,其艰难和复杂程度常常比治理欧洲的一个国家还要突出.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卷入了所有省区,各地的人口流动都很活跃,人们的诉求增加很快,旧的矛盾尚未解决干净,新的矛盾层出不穷.在互联网时代,中国任何一地的问题都可能产生全国影响.地方反应快,处理得好,国家就会多些平静.地方反应慢,处理失当,矛盾就等于“上交”到国家层面,的权威就要跟着受损.从最近两年看,中国基层发生极端事件并产生全国影响的情况越来越多,充分反映出中国基层的治理之难和风险之大.各地省一级机构有必要对辖区内出现的问题加强公开表态,让公众了解问题的处理过程.这些实践可以成为改革的公开探索,给多留一些总结、整理的空间,从而在整体上既增加各地的活力,又保持国家的稳健.地、县两级是社会建设的前沿,越贴近问题,官员出差错的概率越高,一方面要坚持问责,一方面又要促进官员们遇事主动担当,而不是推卸责任,这需要对官员的奖惩制度以及退出机制做进一步合理化的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它一方面需要的权威领导,一方面也要层层分解成各级政府的具体任务和责任.

“非理性”的现代化当反思

于坚在11月15日的《南方周末》上撰文指出：在中国,现代化已经被想当然地视为一种唯一的、更高级的生活.许多事情没想清楚,先干着再说.比如,西方工业化在环境污染方面有过巨大的灾难和教训,我们认真总结过吗?西方的现代化有强大的持续的理性传统保证.理性保证着现代化的做工.在德国,我亲历从一趟列车转到另一趟列车只有5分钟的惊险.当我乘坐的列车停下,另一趟也徐徐驶来,在2分钟内停下,那就是我要转的车次,走过去,只用1分钟,还有2分钟可以发一下呆.这种做工是一种专业精神,是慢工出细活的工具理性,一分一毫也差不得.中国人与世界的关系依然是感性的.怎么感觉好怎么做.而“感觉好”的非理性一旦实际起来,却是只要致富,怎么都行.规范、契约总被阳奉阴违地修改、偷工减料、歪曲、省略等某种太极图式的对规则的灵活机动,使中国保持了感性和魅力,也令中国式的现代化天真、粗野、缺乏标准,暗藏着危险.我们今日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的高歌猛进,与精神、文化层面的迷惘、低落导致的矛盾非常激烈.也许,基于中国自己的历史和经验,更深刻地反思现代化,是今日的必须.

学术包装十八法

王雪峰在11月14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撰文指出：“学术包装”有诸如省略法、模糊法、以小见大法等等.例如,经常在一些学者的个人主页上见到这样的表述：“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等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篇”.其实,大家对这种表达已经见怪不怪,谁都知道××篇论文中也就那么几篇是出彩的,不过是为了“包装”之需将其夸大了.再说以小见大法,把子课题说成大课题本身,把论文包装成著作,把教材升级为专著等就是此类.当然,还有拉大旗做虎皮式的包装法,例如罗列自己的学术,××学会会员、理事、委员,若干所大学、科研机构的或客座教授、研究员,培养十几数十名硕士博士等.而担任××项目顾问、曾经在若干国家地区进行学术讲座或交流或担任高级访问学者,参加过××文件、××法律法规的起草或修订等,无不可以成为“学术包装”炫目的彩纸.学者“包装”自己的学术业绩,虚夸个人学术贡献,这种风气在学界弥漫已非一日.起因不仅仅是学者个人的人品,更关乎体制及社会习染.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校都在忙着上层次、占高地、争据点、铺摊子.评价学者的水平,往往重量不重质,重个体评价不重社会评价.申报××学者、××津贴、××人才计划,评选××奖励,无不与学术机构利益和学者个人利益直接挂钩,评定过程又往往从简从快.有些评选活动,一看脸熟不熟,二看材料厚不厚.久而久之,大家就都养成了“有骆驼不说牛”的习惯.行文至此,想起一桩旧事.某次参加同事婚礼,酒过三巡,一陌生人进来敬酒,顺手递给每人一张名片.仔细看时,不禁瞠目,只见上写：婚礼司仪界一代宗师×××；一代宗师竟可自封,不过在商言商,一笑也就罢了.而学者、学术、学界这“三学”问题,也不幸染上了商业味,怕是不能一笑而过的.

实现“三个公平”要抓住“源头”

11月12日的《新京报》刊登社论指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公平的表述,清晰地指出了未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路径,以及让一个国家更加美好的方向.其实,检视当下的社会现实,不难发现,只要我们善于从源头去追求和维护“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很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如城乡二元体制之下,制造了城市居民和农民双重身份,城乡之间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基础设施等等方面存在分配不均,这不但直接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而且也影响着农村孩子们的发展机会.另外,因为国有和集体土地之间权利的不平等,广大失地农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并未充分享有土地增值的红利：在养老方面,除了城乡之别,还有企业和公职人员等养老的“双轨制”；民营资本要想进入一些被垄断企业把持的领域,还会遭遇多道“玻璃门”.因为权力运行不够透明.近年来还出现了阶层固化的趋势.这些问题无不和“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相关.为社会提供“公正”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这要求政府依法保障公民的各项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正,而不是像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那样以各种借口侵犯公民的利益,而且,这也要求梳理有关法律制度,从立法层面,消除各种不公.从源头上解决公平问题.社会就会更有活力,人民也将生活得更加幸福而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