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改变世界的“哲学金融家”

点赞:10998 浏览:44934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04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2013年,全球资本市场上最叫人绝望的噩耗,莫过于“索罗斯来了”.

据境外媒体报道,从2012年11月开始,索罗斯在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和日本三线作战,通过增持衍生品做空日元,公司在2012年的投资回报率达10%,11月份以来的四个月高达20%,若以其240亿美元的资产估算,获益超过12亿美元.与此对应,日元兑美元汇率在此期间下跌近20%,更令人担忧的是,有消息称,英镑将成为对冲基金的下一个做空目标.

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很容易让人回想起1992年9月的那个“黑色星期三”,20年风云轮回,83岁的索罗斯依然呼风唤雨,在全球资本市场再掀波澜.但少有人知的是,索罗斯对哲学的兴趣远多于投资,年轻时如此,老年依然未变,而资本市场不过是他改变世界的舞台.他经常说:“我希望人们不要过多地试图研究我是怎样在股市上赚钱的,而是更多地注重我的哲学理念.”

哲学青年

每个人都无法选择出生的家庭、地域和时代,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安排.富贵或贫贱,精彩或平淡,既受时代潮流和国家兴衰的大背景影响,也在于个人成长环境和自身性格的造就.换句话说,如果割离于索罗斯所成长的国家和时代,讲述任何故事都将苍白无力,黯淡无光.

1930年,索罗斯出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律师家庭,父母取名为吉奇·索拉什,乔治·索罗斯是他后来的英文名字.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德国占领匈牙利,人民惨遭涂炭,国家一片萧条,犹太人更是面临被屠杀的命运,终日动荡不安.幸亏索罗斯的父亲利用律师身份为全家及朋友伪造所有,才逢凶化吉,许多人得以幸免于难,索罗斯一家如履薄冰地存活下来.

经过六年林弹雨的洗礼,二战硝烟散尽,历史的冰河从此解冻,然后升温、沸腾.苏联军队赶走德军,占领匈牙利全境.索罗斯一家终于迎来安宁的生活,可是好景不长,因为父亲不信仰共产主义,全家再次遭受排挤和打压,根本无法继续生存.16岁那年,索罗斯刚从东躲西藏的寄居生活中摆脱出来,就和父母一起被迫背井离乡,逃亡到瑞士洛桑.

从内心来说,索罗斯对苏联建立的共产主义匈牙利提不起任何兴趣,他非常怀念二战末期的那段危险和艰难的日子.虽然活得胆战心惊,却也有惊无险,父亲运筹帷幄的能力和热情助人的品质,让索罗斯心生无限敬仰.而且,战火的锤炼为索罗斯后来在证券交易、商品交易、国际宏观投机领域所具有的冒险精神、纵观全行业的能力形成都有极大影响.

有趣的是,索罗斯年轻时的理想是做一名哲学家而不是金融家.1949年,索罗斯考入伦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他的成绩相当优异,照此发展下去,完全可以在毕业以后找到一份薪水很高的工作.但是他对经济之类的东西似乎没有太大兴趣,大学最后一年,他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理论研究,撰写了不少哲学论文,他立志要做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如果愿望实现,世界上就会少一位杰出的金融家.

波普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在他看来,这个来自匈牙利的年轻人根本不具备研究“开放社会”理论的条件,因为匈牙利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社会,而且索罗斯家境并不富裕,不能为他继续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提供所需花费.波普建议索罗斯回到专业领域.就这样,他只能失望地带着荣誉学士学位离开伦敦经济学院,但索罗斯在英国的职业生涯并不顺利,屡遭打击,直到1956年9月被同事推荐到父亲在纽约的公司,他才改变命运.

尽管身处新崛起的金融中心,耳畔金钱叮当作响的喧嚣不绝于耳,但索罗斯并没有忘记哲学家梦想,1961-1962年在沃尔海姆公司做交易员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哲学论文《良知的负担》,并在公司的内刊部门发行.后来跳槽到安贺暨布莱公司,在1963-1966年,由于业务日渐稀少,他重新研究哲学,花时间改写此前的这篇论文,他觉得有一些重要而新颖的观点需要阐述,但有一天他重读之前写的文稿时,发现竟然看不懂,而所谓的创新不过是重述波普的理念,那时他意识到自己是在浪费生命,才下定决心重新回商海.

只是,多年以来索罗斯一直未放弃对哲学的参透和领悟,例如,他认为人们对所处的世界的理解天生就不完整,在参与者的看法、期望和事情的实际状况之间总是有差距,小误差可以忽略,但有时大的差距会演变成事件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在他看来,历史就是由参与者的错误、偏见和误解造成的.

而且,索罗斯对“开放社会”的研究以及对世界进行改良的努力从未停止,这与他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生逢乱世,颠沛流离,一生洞察人心人性,见惯潮起潮落,既有悲天悯人的愿望,又有改变世界的豪情.索罗斯认为,“无节制的资本主义正在成为人类发展的最大威胁”,并一再对盲目信任市场的魔力发出警告,指责“市场中留有投机的空间是各国政府的错误”.

以此观之,索罗斯是一位具有哲学家情怀的金融家,透过他卓尔不群的投资技巧,我们仍能依稀看到哲学思想隐现其中.

量子基金

对于成长于匈牙利、求学于英国的索罗斯而言,他对美国证券和金融知之甚少,就在工作中自我学习.1966年,他利用公司资金设立一个10万美元的模型账户,将资金分成16份,其中一两份用于自己非常看好的股票.赚钱并非目的,他每个月都会写报告解释写每种股票的理由,报告涨跌状况,检讨投资组合,同时提供一份月度绩效记录表.然后,索罗斯利用模型账户作为销售工具,开发投资机构的业务.显然,这是他对“人们对所处的世界的理解天生就不完整”哲学理论的实践.

索罗斯在这个模型账户的基础上成立名为第一雄鹰基金的投资基金.隔年,他筹建资本额为400万美元的双鹰基金,可以融资,也可以卖空、做多,属于避险基金.随着两支基金不断成长,矛盾日益显现,一方面要向顾客推荐股票,另一方面又用基金购写这些股票.最后,索罗斯只好放弃这两种投资组合,离开安贺暨布莱公司,并于1973年创设索罗斯基金,后来更名为量子基金. 认识吉姆·罗杰斯是索罗斯在安贺暨布莱公司的最大收获.索罗斯基金刚成立时只有三个人:索罗斯是交易员,罗杰斯是研究员,另外一名秘书.他们订30种商业刊物,收集1500多家美国和外国公司的金融财务记录,罗杰斯每天都要仔细分析二三十份年度财务报告,以期寻找最佳投资机会.到1980年12月31日为止,索罗斯基金的增长率高达3365%,而当时的标准普尔综合指数同期仅增长47%.

1979年,因为量子般的增长速度,公司更名为量子基金,索罗斯认为市场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一直在波动.在不确定的状态,才能乱中取胜,聪明勤奋者方可赚钱.1980年是生意最红火的一年,量子基金增长102.6%,资金规模达到3.81亿美元.然而,因为管理思维的分歧,罗杰斯功成身退,这对合作十年的老朋友分道扬镳.

失去罗杰斯的索罗斯并不幸运.此后一年,他遭受到金融生涯最大的一次失败,原以为美国公债市场会出现一波较大的上升行情,他找银行借短期贷款大量购入长期公债,可是由于美国经济强势增长,银行利率快速攀升,已远超公债利率.1981年,索罗斯所持公债每股损失了3—5个百分点,量子基金的利润首次下降,幅度高达22.9%.面对失败,大批投资者弃他而去,带走将近1.93亿美元,相当于公司近一半的资产.事业挫败导致婚姻破裂,他无奈与妻子离婚,心生悲凉时甚至想到要退出市场,去过平淡的生活,他觉得已成为事业的奴隶.

1981年1月,里根当选美国总统.索罗斯通过对里根政府新政策的分析,确信美国经济将会开始一个新的“盛衰”序列,果断投资.索罗斯的预测是正确的,美国经济在里根新政策的刺激下,繁荣期已经初现.1982年夏天,贷款利率下降,股票不断上涨,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从中获得巨额回报,到年底已上涨56.9%,净资产从1.933亿美元猛增至3.028亿美元.索罗斯终于走出阴影,重整旗鼓.

此后五年,量子基金高歌猛进,1984-1985年度达到新的高峰,资金由4.489亿美元猛涨到10.03亿美元,资产增加223.4%.公司资本升值也带来个人财富增长,据媒体披露,索罗斯在1985年的收入达到9350万美元,在华尔街收入前100名富豪排行榜中名列第二位.

1986年,量子基金的财富增长了42.l%,达到15亿美元.索罗斯从公司的收益中获得2亿美元的回报,身价倍增.至此,他正式走上神坛,成为华尔街乃至世界各地金融市场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人物.

但命运似乎在考验索罗斯,1987年9月,索罗斯将日本市场上的几十亿美元资金转投到美国华尔街市场.10月19日,美国道·琼斯平均指数狂跌500多点,刷新历史记录.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股市狂跌不止,而日本股市却相对.索罗斯抛售所持有的数额较大的长期股票份额,一天之内的损失高达2亿多美元.在这场华尔街大崩溃中,索罗斯累积损失将近6.5亿—8亿美元,量子基金净资产缩水26.2%,与美国股市同期17%的跌幅相比,索罗斯是这场灾难名副其实的“最大失败者”.


索罗斯曾说:“如果你的表现不尽人意,首先要采取的行动是以退为进,而不要铤而走险.而且当你重新开始时,不妨从小处做起.”尽管那一年遭受灭顶之灾,但量子基金在1987年的增长率仍然保持14.1%,总额达到18亿美元.

全球市场

1989年11月,柏林墙轰然倒塌的声音传遍世界,当人们都在高调预测一个新的、统一的德国将迅速崛起和繁荣时,索罗斯却冷静发现,德国将会更加关注自己的经济问题,无暇顾及欧洲国家所处的经济难关,这将对欧洲经济及货币带来深远影响.

第二年,英国宣布加入西欧国家创立的新货币体系—欧洲汇率体系(简称ERM).索罗斯独到地认为,英国犯了一个决定性的错误.因为欧洲汇率体系将使西欧各国的货币相互约束,每一种货币只允许在一定的汇率范围内浮动,一旦超出规定范围,各成员国的银行就有责任通过写卖本国货币来干预市场,而这一切,都以德国马克为核心.

到1992年2月7日,欧盟12个成员国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英镑、意大利里拉被明显高估,这些国家的银行将面临巨大的降息或贬值压力,它们与德国在有关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能力受到质疑.9月13日,危机爆发,意大利里拉贬值7%,虽然仍在欧洲汇率体系限定的浮动范围内,但情况不容乐观.两天后,索罗斯大量放空英镑,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从2.95跌至2.80.为了应对这场危机,英格兰银行在一天内两次提高利率,使得利率高达15%.但是收效不大,英镑的汇率还是未能守住2.778的最低限.在这场殊死较量中,英国政府动用价值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却依然惨败,被迫于1992年9月15日退出欧洲汇率体系,人们将这天称为“黑色星期三”.

在这场空前绝后的大决战中,量子基金从英镑空头交易中获利接近10亿美元,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利率期货上的多头和意大利里拉上的空头交易使总利润高达20亿美元,其中索罗斯个人收益为三分之一.这一年索罗斯基金增长67.5%,索罗斯个人净赚6.5亿美元,并因此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

1997年3月3日,泰国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这条看似程式化的通报让索罗斯敏锐察觉:这是泰国金融体系出现深层次问题的信号.于是,他决定先发制人,下令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并发动手持大量东南亚货币的西方对冲基金联合起来大举抛售泰铢.面对围攻之势,泰国银行倾全国之力,四处寻求援助:请求新加坡政府动用约120亿美元吸纳泰铢;用行政命令严禁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索罗斯大军;隔夜拆息由10厘提升至1000—1500厘.由于银根骤然抽紧,利息成本大增,索罗斯遭到当头一棒,损失3亿美元.

三个月之后,索罗斯卷土重来,下令套头基金组织出售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扩大同盟军的规模,并于当月下旬再度向泰铢发起猛烈进攻.顷刻间,东南亚全融市场上狼烟再起,双方展开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泰国银行实力单薄,只有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很快便“弹尽粮绝”,不得不釜底抽薪.7月2日,泰国政府宣布改变维系13年的货币联系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消息传出之后,泰铢一泻千里,到7月24日已跌至1美元兑32.63这一历史最低水平.经此一役,泰国政府被国际投机者卷走40亿美元,并因此陷入经济危机.

1997年10月,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先后4次在香港股票、外汇、期货三大市场下手,前三次均获暴利.1998年7月底至8月初,国际炒家再次通过对冲基金狙击港币,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进行三个回合的较量.直到1999年8月底,国际炒家以惨败告终,索罗斯损失8亿美元,只得铩羽而归.

进入21世纪之后,索罗斯依然带领欧美风投家在全球市场东征西讨,无孔不入,每次狙击都收获颇丰,但对于被入侵国民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因此有人称其为“恶魔”.可是,在索罗斯看来,只有通过“金融狙击”与“货币战争”,各国政府才会修补、完善财政体系与金融制度,他坚信“市场中留有投机的空间是各国政府的错误”.他希望以金融改变世界,这并非“恶魔”的残暴与贪婪之举,而是彰显一位“哲学家”的良知.

索罗斯:改变世界的“哲学金融家”参考属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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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财经作家,著有《全球商业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