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人所撰诗集序跋文献学价值考

摘 要 北宋人所撰诗集序跋文章是进行北宋诗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有助于我们鉴定古籍版本、校勘文字、理清目录、编纂辑佚、辨别真伪,有助于我们进行史实考证、注释古诗,具有补今本诗集之缺、纠正今本诗集之误、提供丰富的异文以资研究参考、诗作编年等诸多文献学功能.

关 键 词 ：北宋诗学 诗集序跋 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北宋人所撰诗集序跋是古典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北宋诗学研究的基础,是对北宋诗歌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门径,有助于反映北宋时期的学术兴衰,拥有不可替代的文献学价值.

一 具有鉴定古籍版本、校勘注释等功能

通常情况下,版刻时间当同最后一篇序或跋所署的时间大致相当,利用古书中的序跋来鉴定版本,应当是可靠的,但是,若原书的序跋被书商作伪,或遇到翻刻本、重刻本时,把序跋作为版本的鉴别根据则又另当别论.现存的北宋人所撰诗集序跋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到诗文别集的版本问题.

由李石《河东先生集题后》可知,当时柳文有四个版本：京师阎氏本、晏氏本、连州本和才叔家本,且晏氏本即今蜀本.该文还对各版本的优劣做了对比,“阎氏本最善”,但已失窃,才叔家本亦不类富氏连州本,现本乃“合三本校之,以取正焉”,但这也不是最好的版本,“尚冀复得如阎氏本者而取正焉”.

又如苏溥《昌黎先生文集后序》对《昌黎先生集》的版本交代得甚为清楚,为我们当今时写作技巧清该集的版本源流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该序提供了很多关于《昌黎先生集》的信息,如版本优劣问题,庆历年间较为完整的本子是余杭本,而不是流行的益部本；还涉及到了辑佚问题,“并获集外三十八篇”；涉及到了校勘问题,“其不相类者十三四”,“又且正千余字”,“又得嘉州李推官诩传欧、尹二本,重加校勘”；还涉及了注释问题,“其所增修字数及加音切”；还涉及了《昌黎先生集》的目录,编纂原因、过程和结果等诸多细节问题.通过“时嘉 六年六月旦”,我们也可以准确推知,苏版《昌黎先生集》的刊印时间在嘉 六年,并且由于苏序中有“甚惜之”,“不敢藏于家,期与好古之士共之”等信息,可知不是单纯的书商行为,当排除作伪的可能,亦有利于《昌黎先生集》的辨伪问题.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苏本《昌黎先生集》能够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仍以河东先生后序附于末”,我们将《河东先生后序》与该序对读,必将发现更多关于《昌黎先生集》的问题,有利于韩愈研究的深入.

北宋人所撰诗集序跋,大多都在做着文献整理的工作,除上述整理古籍版本、校勘、辑佚、编纂等,还有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做注释.我们以北宋人王洙为杜甫诗集所作的序文《杜工部诗集序》为例,该序文与其它诗集序跋写法大同小异,但在介绍编纂《杜工部诗集》的材料来源时,技巧性地使用了与众不同的注释法,这也是其文献价值的重要体现.在提到“搜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后,紧跟着便注释“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孙光宪序二十卷,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别题小集二卷,孙仅一卷,杂编三卷”.在为了说明“观甫诗与《唐实录》,犹 见事迹,比《新书》列传,彼为 驳”时,便使用了一大串注释文字,实际是序文中的考证文字.这对我们了解和注释杜诗作品作用非凡,重在讲《旧唐书》中杜甫传与他创作的诗篇的对应与矛盾,本传说他永泰二年卒,而其集中却还存有大历五年的诗,说明不卒于永泰二年.今人考证认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如程千帆、莫砺锋都主此说.

相同的例子还有苏舜钦的《题杜子美别集后》,这也是一篇跋文,文中苏舜钦对杜甫“不卒于永泰”的错误进行了更正.苏文据杜诗中作于大历三年的《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将适江陵》及大历五年的《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驳证了《旧唐书杜甫传》关于杜甫“旅于耒阳,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的说法.

二 具有辨伪正误、了解古籍编纂辑佚过程功能

辨伪是指对有真伪问题的典籍文献进行考察鉴别,并做出判断.可以说,“伪”文献几乎是与文献的产生相同步的,从远古有文献积累开始一直到当代,都有文献的作伪行为和成伪现象发生.当然,文献的辨伪工作也从未有所间断,乃至形成古典文献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领域.北宋人所撰诗集序跋文中有部分篇章便具有文献辨伪、纠正谬误的文献学价值,现例证如下：

首先,以苏辙《书白乐天集后》（一）为例,从序文所叙可知,当苏辙读到白居易《闻文饶谪朱崖三绝句》时,由于该处“刻核尤甚”,以至于苏辙产生了“乐天虽陋,盖不至此也”的疑问,一方面是由于苏辙熟知“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胸中了然”,为人豁达,“盖唐世士大夫,达者如乐天寡矣”,以至于“观其遗文,中甚愧之”；另一方面,作者熟悉历史,“乐天死于会昌之初,而文饶之窜在会昌末年”,于是苏辙断定,“此决非乐天之诗”,并对此给出了“盖乐天之徒浅陋不学者附益之耳”的精到见解.苏辙一方面使用了“知人论世”的方法来进行推断《闻文饶谪朱崖三绝句》不是白居易作品,同时又用“乐天之死,文饶之窜”不在同一历史时期的史实证明已断之不诬.经过对今本《白居易集》及《全唐诗》的认真查找,都没有这三首诗,说明都依据苏辙之说而把《闻文饶谪朱崖三绝句》列为伪作.经查今人陈尚君的补编说明,陈尚君在考证这三首诗时,也是依据了苏辙之说,尽管苏辙之说仅凭记忆,并不准确.

再有,苏轼在《书李白集》中对集中的《归来乎》、《笑矣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作出了“决非太白作”的判断,并推测上述数诗“盖唐末五代间贯休、齐己辈诗也”.他之所以认为《归来乎》等诗是贯休、齐己等人“伪撰”,是由于“余旧在富阳,见国清院太白诗,绝凡近”,又“过彭泽兴唐院,又见太白诗,亦非是”,并且苏轼认为,由于太白豪俊,语不甚择,往往有临时率然之句,才使得“妄庸辈敢尔”.最后发出了“若杜子美,世岂复有伪撰者耶”的感叹,言语之间又对李白和杜甫的诗歌特点作出了判断.经过比照,《全唐诗》卷中李白的《笑歌行》,明确指出“以下二首,苏轼云是伪作”,说明《全唐诗》编者是依据了苏轼的跋语,再查整理本《李太白集注》发现又参照了苏轼跋语的结论.

又如黄裳《书意集序》,由于《书意》乃是作者黄裳本人“所为序、记、启、古律诗”,故年号甲子等编排顺序当属实,加之该书卷末“第以年号甲子辨集之先后云”,便具有可以纠正古书中常见的“错简”之误.

北宋人所撰诗集序跋文中,很多篇章都涉及到了诗集的编纂辑佚问题.如从宋敏求《李太白文集后序》可知,他在唐李阳冰为李白编 《草堂集》、宋乐史编《李白歌诗》和杂著《别集》的基础上,又于宋治平、熙宁年间先后搜得王溥家藏白诗二帙、魏万所纂白诗二卷,然后依据旧目,附以杂著,分类编纂而为李太白文集的情况,同时,他又将对《李太白文集》辑佚的情况也说得很清楚.由于宋敏求注有《唐大诏令集》、《长安志》、《河南志》等史地志,文献价值颇高,且考订详备,加之其本人又为北宋时期大藏书家.更为重要的是,宋敏求曾于嘉 年间任太平州知州,而当时太平州知州的治所就在李白的卒地――当涂.清王琦在《李太白全集》后《跋》中也曾说道 ：“熙宁中,宋敏求广搜逸稿,又得诗二百二十五篇,并其旧集,总为编次,题以类别,析为二十四卷.杂文六十五篇,析为六卷,共三十卷.”这些都为宋敏求所作序文内容的可靠性提供了有力旁证.尽管其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辑佚问题,但为我们今天研究李白,尤其是对我们今天了解《李太白文集》的编纂结集过程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又如宋敏求《题孟东野诗集》、苏舜钦《题杜子美别集后》等,分别对诗集编纂辑佚过程做了详细交代.

三 具有助文史互证、利于作品系年等功能

北宋人所撰诗集序跋文献学价值考论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可以文史互证、诗史互证.我们先以杜诗为例,由于杜诗写出了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见闻和感受,全面而又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段时期的社会现实,故唐代孟 的《本事诗》曰：“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北宋王洙在《杜工部诗集序》一文的前半部分交代了杜甫的家世渊源和个人经历,甚为详备,可与历史相互求证,尤其是该序文的后半部分,作者直接用杜诗中的句子和《唐实录》与《新书》列传等史书相互堪比,现抛开其说法正确与否不论,只就其文献学价值意义而论.

又如,曾巩的《李白诗集后叙》这篇跋文,通过对李白的自叙文、范传正为李白写的墓志铭等文章和《旧史》、《新书》等史书所载进行比较,进而得出结论：范传正在李白墓志铭中的说法是约略接近白之自叙的；而《旧史》和《新书》的说法由于“皆不合于白之自叙”,所以都是错误的.最后,又就《旧史》对李白及李白诗的评价予以肯定,“余以为实录”,并说明由于《新书》对李白及李白诗“不著其语”,“故录之,使览者得详焉”.再如,苏轼《猎会诗序》中的“曹子桓云”一段即可与曹丕的《典论自序》中所描述的历史事实进行文史互证.

北宋人所撰诗集序跋中有很多可以帮助我们编年、系年,为我们进行分期、分阶段研究提供参考的篇什.如魏衍《后山集记跋》可以与谢克家的《后山居士集序》相互印证,共同为陈师道的人生行藏作注脚；此外,上文提及的王洙所著《杜工部诗集序》也对杜甫的人生行藏交代得颇为详细,有助于我们“知人论世”,考订史实.再以曾巩《李白诗集后叙》可知,北宋人除校勘外,主要工作是编纂辑佚并加以充实：唐李阳冰《草堂集序》不言卷数,《新唐书艺文志》曰《草堂集》二十卷,宋敏求《李太白文集后序》曰《草堂集》十卷,乐史纂合《李翰林集》为二十卷,曾巩《李白诗集后叙》所叙本乃宋敏求得王溥及唐魏颢本,又裒集《唐类诗》诸编洎石刻所传,辑为三十卷,后晏知止（宴崇让）为苏州太守时,于公元1080年让毛渐校正刊刻,这是李白集的第一个刻本,世称苏本,李集就以这一形态流传下来.北宋年间又有据苏本翻刻的蜀本,后世李白集虽然编排上小有变化,但基本不出此规模.今苏本虽已不传,但现在国家图书馆藏本有北宋蜀刻本,后有《毛渐序》.至此,我们对李白诗集的文献整理情况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

但还远不止此,曾巩《李白诗集后叙》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由于宋敏求“未考次其作之先后”,于是曾巩“又考其先后而次第之”,亦即为李白诗歌编年.由于曾巩是较早为李白诗编年的人,可以说此举标志着对李白及其诗歌进行深入研究的开始.接下来,曾巩依据李白自叙及史料记载,对李白生平经历进行了十分详尽的说明,并以时间为序,历数李白的出生地、初隐、出居、南游、婚姻、再隐、供奉翰林、“入吴,至长安”、供奉翰林、再次壮游、从军、逃亡、坐狱、流放、赦归、病卒等一系列人生大事,一个活生生的李白展现在读者面前.由王沫《杜工部诗集序》可知,杜甫该诗集的编篡方法是在以古近体诗分类编次的同时,依据作者的“居行之次”,以岁时为先后,对其作品进行编年,这可以说是“知人论世”批评方法的具体运用.

目前,学界通过不断借助新史料进行考证,结合对李白等诗歌内容的分析,已经有效地推动了相关研究向纵深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也日益显露,比如通过上述序文（跋）,李白的生卒年、出生地、身世、入长安的时次、行踪等一系列问题都已成为了研究的焦点、热点和难点问题.这些问题中有的至今学界还无定论,因为如果单纯依靠诸如此类的史料记载,其自身矛盾之处和文字上的错讹也加剧了分辨的困难.因此,在发现新材料之前,仅依靠现有材料就急于做出结论显然是不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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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根群,男,1977―,河北内丘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工作单位：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