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落榜者”的职业规划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见读书在古代是多么被推崇的一件事情.然而,自唐开科取士以来,靠读书考中进士的人其实非常少:中国实行科举制度的1300多年里,共录取10万余名进士,平均每年录取76人.据《文献通考》记载,唐玄宗时期每年录取的进士平均不到27人.由此可见,能考中进士的,大致相当于现在各省高考的前三名.

考中进士的人,自然不为吃穿发愁.而那千千万万个“名落孙山”的读书人,一无体力,二无专业,三无保障,只能是“凄凄惨惨切切”.尽管如此,古代落榜者中的多数人还是“落榜不落志”,大多能直面惨淡的现实,为了生存和梦想,充分发挥十年寒窗苦读的才学,为需要他们的政府和百姓怎么写作,和那些“金榜题名”者一样,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敬.有的甚至还因此名垂青史,比如李鸿章、左宗棠等.

摇古代“名落孙山”的读书人,能干的职业中,比较体面的当属“师爷”.“师爷”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简单地说,就是给朝廷命官当“智囊”,工资由官员支付,但无公务员身份,亦无政府编制,更无正常上升空间,职责是协助官员处理具体政务.

能干上“师爷”,当属“落榜”群体中的佼佼者,如果你还是书呆子,没有在江湖上摸爬滚打的经验,可能没有官员愿意聘请你.尽管“师爷”属于政府的“三无”人员,但毕竟属于官员聘用,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不仅如此,师爷仍有“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和“有重大立功表现从而转正”等机会.比如历史上“绍兴师爷”就很有名.“无绍不成衙”,不仅说明绍兴盛产“师爷”,也反映出师爷确实算是“香饽饽”的职业.

高级师爷由于的事务很重要,因而很威风.当年左宗棠“三试不第”,本打算“长为农夫没世”,但经不住老朋友郭嵩焘等人的劝勉,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干起了“师爷”.不久,湖南所有军政大事皆由他一手专断.晚清大学问家樊增祥的父亲身为正二品总兵,只因得罪了左宗棠,“左师爷”一句话,总兵大人的乌纱帽就丢了.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内做师爷时,帮曾国藩撰写上报朝廷的奏折中,将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一字之差,精神和气韵完全不同,使得曾国藩转危为安,深得曾国藩的赏识.

后来,左宗棠和李鸿章两位“师爷”转正成为朝廷命官,最后成了清廷的“股肱大臣”,左宗棠靠的是在镇压太平天国中有重大立功表现,李鸿章则是凭本事考中了进士.

其实,在“落榜”的读书人中,能被地方官聘为“师爷”的比例,比“考中进士为官者”也高不了多少,大多数人不得不走上“著述都为稻粱谋”这条路.比如卢照邻、孟浩然、贾岛等一批极具声望的才子,既“屡试不第”,又没地儿当师爷,只好沦为无业游民.他们大多靠当“写作教程”为生,有的因此过上了小康生活,甚至成为百万富翁,但有的依然贫困潦倒.

唐代诗人李邕尽管落榜,但文笔出众,当地及附近州县官衙纷纷拿钱请他写奏折.李邕一生公文800余篇,据《新唐书》中记载:“李邕代撰官折受筹银巨万,据此为豪富者.”另外,诗人贺知章、宋之问、骆宾王等也曾是公文的高手,所得稿费均不菲.唐代大诗人韩愈在落魄岁月里,写《平淮西碑》得稿费500匹绢,按现在的物价,相当于20万人民币,而他写的碑文只有1505个字,每个字价值约132元.

还有弃官为民的读书人,尽管文笔一流,但不屑为五斗米折腰,以致生活难以为继.公元759年,杜甫抛官弃职,举家西行,居无定所,过着“生涯似众人”的生活.公元770年,杜甫因无钱治病,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这段岁月,他写下了大量文字,多是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诗歌,比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但“为稻粱谋”的文章则一篇也没有,所以穷困潦倒也在情理之中.出身名门的曹雪芹,几乎将一生都投入《红楼梦》的创作中,从不去写文赋碑铭赚钱,但他晚年穷困到“举家日食一粥”的地步.

“落榜”的读书人,有可能是发挥失常,也可能是科举舞弊的牺牲品,他们中确实不乏真才实学、头脑灵活的时代精英,他们落榜后,没有选择给人“打工”,而是认准了自主创业.

隋唐开科取士以来,虽然“落榜”但确有真才实学者纷纷效仿读书人的老祖宗孔夫子,开办学校,广招学生.也有人偷懒,选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教,从而实现了丰衣足食.

摇还有的人书本知识不怎么样,干脆就经商做生意.明朝沈万三、清朝伍秉鉴家底殷实,虽有钱读书,但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落榜了,于是跟随父辈学经商,后来两人都成为当时的商业巨子.其中,伍秉鉴做到事业巅峰时,拥有财富2600万两白银,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也只有700万两,实在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首富.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也有“落榜”的读书人,尽管屡考屡败,但屡败屡考,比如范进之类,最后虽考上却成了疯子.另外还有一类,如李自成、洪秀全等,屡试不中,一气之下走上了造反的道路.这两类“落榜”的读书人走的都是极端路线,属于几百年才出一个的类型,没有代表性.(责编:王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