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差在何处

沃尔夫冈顾彬教授是当今德国最负盛名的汉学家,又是翻译家和诗人,现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他翻译过鲁迅等大量中国知名作家作品.把中国当代文学系统地介绍到了德国.顾彬对中国文学情有独钟,他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言论在国内引起了很大争论和反响.顾彬近日在德国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强调：“我没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并希望,无论是着迷于本国文化的人,还是着迷于外国文化的人.都能从李商隐的诗句“身无彩凤双飞翼”中得到启发.

不为歌颂研究对象而欺骗自己

记者：有媒体报道您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引起了一场风波.对此,您怎么看

顾彬：中国当代文学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但是我没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句话.不是我,而是中国某些媒体断章取义地制造了这个结论.

记者：您曾评价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是“二锅头”.有人对这样的评价不以为然,而某中国网站的民调显示.85％的网民赞同你的观点,对此您怎么看

顾彬：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有责任说真话.出于责任,我应该坦率地告诉中国学者我对_中国当代文学的真实看法和疑问.我在德国刚刚出版了《中国二十史》,这是我多年的研究成果之一.虽然我个人认为这是一本对我、对汉学都非常重要的书,但是如果说真话使我毁灭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那就让它毁灭.我不能为了歌颂我的研究对象而欺骗我自己.探寻事物的本质和真理是一个学者唯一的责任.不少有名的中国学者曾当面向我提出劝告：我研究30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浪费时间.他们当然不敢公开地这样说,不过他们的批评恐怕也会有一些道理.

第二,一般来说,一个学者不可能属于主流,但是从网民来看,我突然变成主流的一部分.为此,我开始对自己提出疑问,因为一个学者应该属于逆流.

文学不只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工具

记者：您曾对“获不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就不行”的说法表示赞同,你能解释一下吗

顾彬：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本来不应该仅从诺贝尔文学奖来评论中国文学,但是我说“不行”也有一些道理.这个道理可以分为政治与文学两个部分.

从历史上来看,一些作家主要基于政治因素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另一些作家主要基于文学因素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最近几年来看,不少作家主要不是因为文学而是因为政治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对此,不少德国知识分子、德国报刊公开质疑.出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当前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中国籍作家为政治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不大.他们可以选择的唯一道路是高水平、高标准的文学道路.但是在这方面,目前中国作家恐怕连奥地利、瑞士和冰岛的作家都比不上.虽然这3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没有北京或上海的人口多,但他们有不少作家为了文学而不是为了政治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不否认好的文学作品也会带有政治色彩,也会涉及到社会、政治,也会起到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但是,政治不是文学,一个用文学题材来从事政治的人,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

记者：那么您如何看待文学与其社会功能的关系呢

顾彬：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外国读者想通过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了解中国社会.这说明他们对中国文学本身根本不感兴趣.对他们来说,文学只是一种了解中国社会、政治的工具.了解了中国社会、政治以后,他们就把这些作品忘了.因此,连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非常畅销、具有很大社会影响的作品,现在也很少有人问津.

外国记者忽然“发现”有部文学作品成了所谓的禁书,这部文学作品在国外马上会非常“成功”,作者开始发财.没有火考虑到文学作品的文学水平和价值.我曾说过：文学最重要的对象是语言而不是内容.语言包括内容,而内容不包括语言.没有好的语言,就没有文学.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德国文坛区别不大.德国作家伯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畅销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影响了一代人.他非常喜欢写当时原西德的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已不再是德国当前的问题.现在伯尔的作品在德国的读者不多,除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写给家人的书信,没人会承认他的作品有文学性.如今他的作品甚至受到一些日耳曼文学家的尖锐讽刺.不过他的一些理论著作仍能发人深省.

人们现在说：伯尔不是伟大的文学家,而是伟大的道德家.他的文学作品不行,但他这个人不错.与此相反,虽然里尔克、策兰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们的作品至今仍拥有很多读者,因为他们的作品不是以政治为主,而是以语言为主,他们作品中的语言是非常了不起的.这并不说明他们的作品与社会无关,他们的作品也会涉及到社会,甚至涉及到人、人类的存在,不过这些作品不是那些表面、浮浅的政治性作品.

记者：您研究中国有30多年的时间了,中国在您眼中的形象有什么变化

顾彬：中国越来越开放.

恢复好的中文是作家的任务

记者：您在“汉语大会”上曾提出,搞文学应该学外语.也许当代的中国作家确实不重视学外语,但时下的中国人对外语学习可是非常着迷,您如何看待这个社会现象

顾彬：这是中国社会走向开放的现象之一.这显示出许多普通的中国人想亲自去看中国之外的世界,亲自去了解世界文化,亲自介入到世界对话之中.但是从“对外语着迷”到“掌握外语”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例如,英语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好的英语非常复杂、非常难.如果把学英语作为一种时髦,那么当发现要真正掌握英语并不那么容易时,就会放弃这种学习.着迷而不刻苦,盲目自信或玩弄英语都无法真正地掌握英语.许多中国学生初到波恩大学时,选学英语、德语专业,学了一年以后,很多人都改学日语、韩语.

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学外语,但是现实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很少有中国学者.能够用外语公开阐述、讨论自己的观点,他们还需要一个翻译.另外能同时具有两种、3种、4种以上外语能力的年轻人或学者还不多.在欧洲,能掌握10种以上外语的学者很多,他们根据原著深入自己的研究.如果我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我一定要去看原著.但是在中国不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根本不会德文,他们不看原著,只看中译本；不看马克思的原著,而大谈马克思主义,这是什么学问

我曾在台湾参加“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林语堂 的许多作品是用英文写的.会议上,无论是当地的学者还是来自内地的学者都没看过林语堂的英文原著,他们根据中译本进行研究、讨论.但是在语言、风格、文学水平等方面,中译本与英文原著差距很大.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值得深思.

2004年3月,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时,上海科学院要求我不要用汉语而用英语做报告,但是来听报告的人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同年6月,在同样的地方,中国学者与德国学者共同讨论中国21世纪的前途.讨论不许用中文,也不许用德文,应该用英文.共开3天会,第一天中国学者也许是出于礼貌都在场,第二天开会后不久,当德国学者开始做报告时,中国学者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会场,因为他们听不懂德国学者的英文报告.到最后,会场上只剩下德国学者.

还有一个例子,2001年秋无,北京清华大学让我用英语做报告,我非常认真地用英文准备了我的报告.但是报告开始后5分钟,来听报告的人什么都没听懂,要求我讲中国话,于是我改用汉语做报告.英语、汉语都不是我的母语,用英文写报告与用中文写报告的思维方式、方法也不同.对严谨的学术报告采取这种随机应变的方式是很成问题的.

最近,一位来自上海的研究学者在与我讨论学术问题时,引用了李商隐的诗句“身无彩凤双飞翼”,令人深思.掌握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文化就像伸展出了一翼,掌握了外国的语言、外国的文化就像伸展出了另一翼.拥有了这一对翅膀就能飞得高、飞得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翼,飞行的高度、距离都是有限的.我想,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无论是着迷于本国文化的人,还是着迷于外国文化的人,都可以从“双飞翼”这个概念中受到启发.

记者：文学在时下的中国越来越失落,中文也早已从热门专业变成冷门专业,您如何看这一社会现象

顾彬：中国作家大部分对语言不认真,觉得语言只是一种工具.但对作家来说,语言应该是一切.恢复好的中文,也是中国作家的任务之一.中文专业应有助于学生及社会伸展出“双飞翼”中那厚重、坚实的一翼.一个作家唯一的责任是语言,所以他超越民族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会喜欢歌德,德国人会喜欢李白.

(据《环球时报》07.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