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高校体育课程内容标准体系的

摘 要：为研究高校体育课程内容标准体系,在高校一线公共体育教师与专家之间,对前期基于德尔菲法筛选的30项高校课程内容标准指标进行认同程度差异检验；采用德尔菲法,进行了2轮“背靠背”专家征询.结果表明,高校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达到了具有显著性水平的评价主体一致性信度（W等于0.628,χ2—近似等于75.89,P<0.05）；有24项指标的内容效度比（CVR）均在0.5以上.最终研制出具有一定评价主体信度和内容效度的“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体系”,为下一轮制定普通高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文件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

关 键 词：学校体育；体育课程内容标准体系；高校

中图分类号：G80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4）02-0069-06

课程内容标准是依据课程领域目标,在学习领域目标细分为若干个具体目标（如水平目标）后,用清晰的行为动词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3方面,对如何达到某一具体目标（学习结果）进行描述[1].课程内容标准不是规定具体的课程教学内容（比如对知识点或某项运动技能做具体规定）,而是将具体目标进一步细化为对学生某方面或某领域基本素质要求的具体而明确的规定,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共同的、统一的基本要求[2].国际课程整体改革所制定的课程标准（或课程指导纲要）中包含着几个具有内在关联的体系,即课程目标体系、课程内容标准体系和课程表现标准体系[3].例如我国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就是在课程总目标的基础上,从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5个学习领域描述课程各领域具体目标,并依据课程目标体系构建了含有284条内容指标的课程内容标准体系,详尽描述了中小学所有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或在自己的努力下应能达到的基本要求[4-5].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2002年颁布,以下简称《纲要》）从5个方面对普通高校体育课程目标在基本目标和发展目标2个层面进行了设置[6].但是,没有依据这2个层面的课程目标设置普通高校体育课程内容标准.10多年来,顺应国际课程整体改革趋势的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如火如荼,方兴未艾之势,始终影响并推动着高校体育课程改革进程,也毫无疑问地引发高校体育课程实施者对现行《纲要》的质疑与思考：高校体育课程是否要划分学习领域,如何划分；高校体育课程目标体系与内容标准体系应怎样或如何与中小学体育课程有机衔接等等问题.正是基于对此类问题的思考与探索,笔者以《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为基点,研究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框架[7]；以《纲要》中的基本目标和发展目标为蓝本,依据课程目标的基本来源理论和确定课程目标的基本环节理论,对大学体育课程学习领域和课程目标体系的研究发现：大学体育课程学习领域可划分为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5个领域,大学体育课程目标体系由5个领域目标,共17条具体目标组成[8-9].在此基础上,通过文献分析法,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从包含有48项指标的内容标准框架中,筛选出5个领域共30项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的具体指标[10].基于上述的研究成果,考虑到筛选出的指标只是专家们的意见,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而大学体育课程的具体实施者——一线体育教师对筛选出的指标是怎样理解和认识的?是否认同?为此,本研究意欲对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做进一步的探索性研究,以期研制出专家与一线教师共同认可的、具有一定信度和效度的“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体系”,为下一轮制定普通高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文件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1调查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1）江苏省44所本科以上综合性大学和专业院校的一线公共体育教师.

2）确定85名专家.其中,21名为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简称“教指委专家”）；23名211高校（江苏、上海和浙江）从事公共体育教学与研究的学科带头人或负责教学的公体部主任（简称“公体专家”）；41名211高校（江苏、上海和浙江）具有高级职称的一线公共体育教师（简称“教师专家”）.

1.2调查方法

1）方法.

（1）调查：对一线公体教师就“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进行问卷调查.

（2）比较：将一线公体教师的反馈信息与前期采用德尔菲法第2轮正式征询结果[10]进行比较.

（3）德尔菲法（专家调查）：编制“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体系”的征求意见调查问卷,向所选专家以信函的方式进行2轮正式征询.

（4）数理统计：所得的全部数据均使用SPSS17.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主要采用非参数检验中的肯德尔分析、方差分析等.

2）实施步骤.

（1）编制“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一线公体教师调查问卷.问卷的主要内容是前期德尔菲法第2轮正式征询后筛选出的具体内容标准[10].发出问卷200份.有效回收174份,有效回收率为87%.在有效回收问卷中高级职称43人（24.7%）,（其中教授11人,副教授32人）、讲师105人、助教26人；年龄27～56岁；博士5人（2.9%）、硕士53人（30.46%）,其余为大学本科；专业工作年限3～28年不等；研究方向基本涵盖体育学所有二级学科.

（2）汇总教师们的反馈信息,并将反馈信息与前期采用德尔菲法第2轮正式征询结果[10]进行比较后,筛选和确定具体指标,形成“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体系”的征求意见问卷（一）.

（3）第1轮专家正式征询：发放“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体系”征求意见问卷（一）共85份,请所选专家在背靠背、互不交流的情况下对问卷所列指标进行取舍式选择.回收问卷84份,有效回收率98.2%（缺教指委专家组1份问卷）.汇总专家的意见整理成“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体系”征求意见问卷（二）.（4）第2轮专家正式征询：发放“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体系”征求意见问卷（二）,共84份,请参与第1轮正式征询的专家在背靠背、互不交流的情况下对问卷所列指标再次取舍选择,并对保留的指标按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和非常不重要5级层次给予评定,以获得专家和教师对各指标的认同程度,即评价主体一致性信度.回收问卷78份,有效回收率92.86%（其中,教指委专家19份、公体专家22份、教师专家37份）.根据选择结果最后形成具有一定内容效度的“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体系”.

2结果与分析

2.1一线公共体育教师与专家对各项指标认同差异检验

以筛选出的30项指标作为主要内容,向综合性大学和专业院校的一线体育教师进行调查,所得结果与第2轮专家正式征询结果[10]在组间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检验教指委专家、公体专家和一线教师对5个领域30条指标的认同差异,从而确定“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体系”征求意见问卷（一）的内容.由结果（见表1）看出,教师与专家间对心理健康领域（NXJ）中第7指标（NXJ7）、社会适应领域（NSS）中第3指标（NSS3）的认同呈极显著性差异；对社会适应领域中第2指标（NSS2）的认同,教指委3组专家间（理论组、公体组、技术组）呈显著性差异；对身体健康领域（NSJ）中第7指标（NSJ7）和NXJ7的认同,公体专家间（综合性大学组、专业院校组）呈显著性差异；对运动参与领域（NYC）中第4指标（NY）和NSJ7的认同,教师间（综合性大学组、专业院校组）呈显著性差异.这一结果提示,无论是专家与教师之间、不同类型的专家之间,还是来自不同类别院校的公体专家和一线公体教师间,对5个领域30项指标中的绝大多数的认同是一致的.

将存在差异的指标进行事后简单效应比较发现,在运动参与领域指标的认同程度,综合性大学教师高于专业院校,教师高于公体专家；在运动参与领域,专家高于教师；在身体健康领域,综合性大学公体专家、教师高于专业院校；在心理健康领域,专家高于教师,综合性大学公体专家高于专业院校；在社会适应领域,专家高于教师,教指委理论组专家高于公体组、技术组专家.这一结果突出地说明,专家与教师、不同类型专家间对大学体育课程的深层次理解上存在差异.依据检验结果,将教师与专家间存在极显著差异的指标（NXJ7、NSJ7、NSS3）剔除,确定27项指标为“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体系”征求意见问卷（一）的具体内容.

2.2“高校体育课程内容标准体系”的评价主体信度

一般而言,具有较高信度的评价,其评价主体内部就会具有较好的一致性[11].因此,评价主体的一致性程度也可说明评价的信度大小.本研究采用肯德尔（M.Kendall）和谐系数法（W值）检验专家们（评价主体）之间的一致性信度.W等于1表明全体专家对所有条目给出的评价完全一致；W等于O说明专家意见的一致性最差[11].本研究在步骤2得到“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体系”的具体指标后,于步骤5的第2轮正式征求意见中请专家对“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体系”中每个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排序,根据排序结果得到评价主体一致性信度的肯德尔和谐系数.结果表明（见表2）,专家在第2轮正式征询中,对各指标的重要性排序问题上达到了具有显著性水平的评价主体一致性信度（W等于0.628,χ2—近似等于75.89,P<0.05）,说明专家和体育教师皆认为该“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体系”可以作为用来指导和考量大学生体育课程学习目标是否有效达成的依据.由此也说明该指标体系是比较可信的.

2.3“高校体育课程内容标准体系”的效度

内容效度一般是用所能评价的属性与评价设计者所要评价属性的相关程度进行估计的.当无法计算两者的相关系数,或通过对评价结果的数学分析也无法确定其有效性时,“内容效度比（ContentValidityRatio,CVR）”是对评价指标效度进行评定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12].本研究选择内容效度比来对“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体系”的效度进行分析与评定.CVR等于-1表示所有的评价者都认为某指标不当；CVR是负值,表示认为某指标适合的评价人数不到半数；CVR等于0表示评价者中认为某指标适合的人数一半对一半；而当CVR等于1则表示所有评价者都认为某指标内容很好[9].本研究依据第2轮正式征求意见中,专家和教师对每个指标的取舍情况,计算每个指标的CVR用以评定指标效度.结果显示,有24项指标的CVR均在0.5以上[12]（见表3）.这24项标准指标最终形成了“大学体育课内容标准指标体系”.

2.4教指委专家、公体专家、教师专家对各指标的层次认同分析

为了解各个领域中各项指标间是否存在重要性层次,将问卷调查中对最终确定的24项指标按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和非常不重要5级层次的评价,采用平均数（M值）的95%置信区间统计.结果（见表4）发现,教指委专家、公体专家、教师专家对24项内容标准的认同趋于一致.3组人群均认为NYC1、NYJ1、NXJ1、NSS1指标是该领域中非常重要的标准.将平均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后,可见5个学习领域中各项指标间具有一定的层次,尤以运动参与、运动技能、社会适应等3个领域较为突出.从各项指标的平均值（M值）排序发现,3组人群对24项指标的认同程度相对一致,除身体健康领域,其他领域都有M≥4.0的条目,即3组人群均认为NYC1、NYJ1、NXJ1、NSS1指标是该领域中非常重要的标准指标.据此,本研究将24项指标划分为3个层次：即非常重要的标准指标（M≥4.0）、重要标准指标（3.5≤M≤4.0）和一般标准指标（M≤3.5）.最终得到具有3个层次（非常重要、重要、一般）,共24项指标的“高校体育课程内容标准体系”（见图1）.

3讨论

前期采用德尔菲法得到的5个领域共30项具体指标[10]是大学体育课程领域的专家观点,蕴含着当代国际和国内体育课程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我国高等教育体育教育要求.然而,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最终的实施者是广大的一线大学体育教师.因此,本研究将得到的30项具体标准指标对大学一线体育教师做了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与专家征询结果做了比较.同时,为了观察不同类型的教指委专家之间、不同院校的公体专家之间、一线体育教师之间对所得指标的认同程度,本研究在3种人群内部又做了检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有20项标准指标得到了专家与教师的一致性高度认同,说明本研究拟定的具体内容标准是符合我国大学体育教育要求、学生的需要、当代社会生活的需求,以及专家和教师对体育课程的理解的.有7项标准指标的差异源于3种人群内部,说明来自理论组、公体组和技术组的教指委专家、综合性与专业院校的公体专家和教师,对这7项标准指标的理解因其体育专业研究方向的不同（教指委委员）、因其所在学校的性质和学生培养方向的不同（公体主任和教师）而存在差异.实质上,这种差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恰恰是这7项存有分歧的标准指标,体现了将要建构的内容标准体系的“和而不同”[13].本研究保留了这7项标准指标.有3项标准指标因在教师与专家之间存有极显著差异而被剔除.得到含27项标准指标的“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体系”.再次采用德尔菲法对由教指委委员、公体主任和一线具有高级职称的体育教师组成的专家组进行了2轮正式征询.征询意见结果显示,教指委专家、公体专家与教师专家对“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存在着显著的评价主体一致性信度,该体系中有24项指标的内容效度比（CVR）>0.5,且达到显著性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专家均认为“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标准指标体系”能够用来作为指导和考量大学生体育课程学习目标是否有效达成的依据.

本研究得到的高校体育课程内容标准体系不足之处在于：研究只是基于理论的逻辑分析和对未来实施者的主观认同调查,尽管体系中各具体标准的筛选与最终的确定来自于数据的可靠性分析结果,但其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仍有待于在未来的具体实施中进行检验.